这段论述出自1976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两位著名的作者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美国人。他们很明显没有从殖民地的角度进行类似的反事实假设。尽管对宗主国政策的这些假设还没遭到反驳，但人们已转而更多地去关注社会矛盾、宗派冲突以及法律和宗教方面意识形态的争论，认为这些才解释了殖民地对宗主国从由衷拥护到普遍不满的快速转变。
近来学术研究正日益转向下一观点：不管1765~1775年英国内阁政治如何变迁，不管是谁掌权，英国殖民政策本身的可能选择不多，不太可能导致别的不同结果。18世纪50年代，最博学多识的殖民地行政官员对于应该用武力镇压殖民地还是应该用怀柔的方式安抚各执一词。不过，像强硬派的亨利·埃利斯和著名的温和派人士托马斯·博纳尔，虽然意见针锋相对，但就主张宗主国权威这一点却不谋而合。1764年博纳尔提出通过加强怀特豪尔宫与各殖民地的分别联系来加强宗主国对这个重商主义帝国的控制，防止殖民地之间的联合。但约翰·夏伊则认为，博纳尔这种看似和平的政策事实上导致了《蔗糖法案》、《货币法案》、《印花税法案》、“汤森法案”、代理海事管辖权的扩大、西印度自由港和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设立，甚至还包括对罗得岛宪章的威胁、马萨诸塞议会的变更，以及对召开殖民地间议会的坚决反对。
随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托马斯·博纳尔和亨利·埃利斯代表了1763~1775年对北美政策的两个极端，那么历史可能性的范围的确是非常狭窄的。”相比之下：
大量关于美国革命的历史著作至少都会有种基本看法，即英国政策原本可以有别的选择，事实上所发生的只能被看做一个悲剧，充满了意外、无知、误解，也许还有些恶意。乔治·格林维尔心胸狭窄，查尔斯·汤森很出众但不明事理，希尔斯伯勒不仅愚蠢而且残暴，查塔姆病入膏肓，达特茅斯异乎寻常地软弱，国王自己则顽固不化，也没什么头脑。但如果政局不是如此混乱，也许老辉格党人或成效卓著的查塔姆内阁就已经掌权，并对殖民地制定和实施真正自由的政策，从而避免帝国的瓦解。这似乎有些道理。
正像历史学家现在所承认的，鉴于1763年英国的政治家们（尤其是格林维尔）心里没有一个新的、对自由有威胁的总体规划，“如果学问再多点，方式再圆通点，政治敏感性再强点，也许事情就会有不一样的发展”这种说法显得更有道理了。但是，就连托马斯·博纳尔这样本能地亲美的观察者，都对当时采取的政策没有异议，我们可以“初步认定这一时期英国的殖民政策既不是巧合，也不会那么容易受影响而改变……将英帝国推向内战的那股力量太过强大，不允许任何其他真正意义上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