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70年代之前，反抗与自治似乎是不可能的。英国的旧体制（17世纪60年代提出的国家形式）就是为了避免再度陷入17世纪初的欧洲曾经历的宗教战争和社会运动的恐怖，而它的运转还算顺利。当时很多人对18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的看似退步的重大事件充满了畏惧和质疑：人们大都认为公开的原因完全不足以解释正以如此规模展开的悲剧。事实也的确如此。
尽管有些评论员已经预见到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候美洲有可能独立，但几乎没有人料到危机在18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1776年2月13日，本杰明在下院商议废止《印花税法案》时出面作证，后来殖民地共和党人认为其言辞经典地说明了1763年前的殖民地现状。他声称当时的殖民地—对王室政府的臣服是心甘情愿的，并且所有的法庭都对议会的法案唯命是从。尽管几个旧殖民地人口众多，但你并不需要任何军事力量来迫使他们臣服。统治他们只需要一些笔墨。他们被牵着鼻子走。他们不仅尊敬而且喜欢英国，包括英国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是时髦潮流，这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本土的英国人也总是会受到他们特别的尊重；做一名老派英国人本身就能赢得某种尊敬，并且在他们中还会显得高人一等。
就连殖民地经验丰富的官员也是如此。1764年，曾在1757~1759年任马萨诸塞总督的托马斯·博纳尔提出，通过加强怀特豪尔宫与各殖民地的个别联系来加强宗主国对这个重商主义帝国的控制，要避免殖民地之间进行联合的任何可能性。在他看来，如果充分发展大西洋两岸的商贸，关系就不可能破裂：
如果独立就意味着反叛，那么这一定是最违背他们本性、兴趣和思想的。如果有人提出要背叛母国，应该会遭到他们的厌恶（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们仍然会毫不动摇地拥护汉诺威王室对新教信仰的继承；什么也不能消除他们内心对英国那股自然的、几乎可以说是机械的依恋感，除了“家”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或言词能概括这样的情感。
在殖民地对《印花税法案》提出强烈的抗议之后，其于1765年出版的第二版中的同一段话并未作任何改动。博纳尔只是添加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里说明了“煽动者”如何制造了最近的骚乱：
真正伟大和明智的人对人们作出判断时不会看他们的激情，而是会看他们的主要原则和行为。当他看到人们都忠于国王、顺从政府，为公益精神与公众福祉的每个目标而忙碌时，他不会太看重他们因突然的惊恐和愤怒产生的言语举止；最终他会满意地看到人们又恢复到之前的彬彬有礼、循规蹈矩。
这些预期解释了革命发生时人们为之震惊的心情。1765年5月，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下院对《印花税法案》提出著名的抗议之后，弗吉尼亚议员埃德蒙·伦道夫写道：
没有受到直接的压迫，没有一个情绪爆发或理论演绎导致的理由，也没有对君主制度的厌恶；带着对在位国王的衷心拥护，对大西洋彼岸同为一个帝国的成员的手足之情，对他们才能、学识和美德的赞赏，对他们风俗和潮流的追捧……总之，带着对英国这个伟大模范的敬意，1765年下院表达了一系列原则，它们在两年内将发展成一场革命。
1766~1775年出任宾夕法尼亚州下院发言人的约瑟夫·盖洛韦在展望1779年时提到，在七年战争时期，“国王陛下的其他领地并不比这13个殖民地表现得更加忠诚……这时的北美鲜有背叛的念头；或者说，即使是有，它自己也会提出对之进行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