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如此根深蒂固的情感怎么会突然彻底转变呢？
不久之前，人们还衷心拥护君主，眨眼之间普遍不再效忠，转而坚定地依附起了共和政府，同时并没有受到任何意料之外的痛苦或压迫。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殖民地的人们并没有遭受到足以导致这个结果的罚款、羁押或者压迫……遍寻人类历史，我们再找不出从极度忠诚突然变得普遍不满的例子了。正相反，历史上人们对国家归属感的淡漠都是一个缓慢的消除过程，原因并非存在于想象中的、实际未发生的长时间压迫。
盖洛韦对这个矛盾的解释很极端：殖民地的人们并不像某些支持共和主义的狂热分子宣称的那样心怀不满，他们完全有可能回到从前的效忠状态。这种解释对于“革命是北美民族主义长期发展的最高峰”的普遍信条是一种挑战。
不只是盖洛韦，波士顿法官彼得·奥利弗也认为，革命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因为翻翻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在罗马帝国还是别的国家统治下，殖民地的反叛都是源于严重的压迫”。但北美“在襁褓时期就已经被精心的呵护与哺育……一直都心满意足……好几次几近毁灭时得到了拯救”；这是“一场不正常的反叛”，是被殖民地“少数自甘堕落、蛊惑民心的政客”煽动的。达特茅斯伯爵负责殖民地事务的次官安布罗斯·塞尔在关注纽约事态的发展时，对新泽西和弗吉尼亚通过宪法的消息作出了同样的反应：“跟上个世纪马萨诸海湾地区的巫术相比，这是一场更神奇、更普遍的流感！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找不出像这样致命的反叛，它的疯狂和愤怒难以得到平息，而其爆发的原因如这群不快乐的人们所说的，是源于如此细小的琐事。”马萨诸塞的律师和政治家丹尼尔·雷纳德写道：“如果后世人被告之，他们目前的所有烦恼都源于议会对一磅茶叶征的税从一先令改成3便士，难道他们不会觉得比起巫术来，北美历史中的这种疯狂更难以理解、更丢脸吗？”最初他们并不能理解爱国者们给出的理由，后来他们也开始将革命解释为迫于内部的巨大压力而发生的火山爆发。
1688年光荣革命的悲剧性正如薄伽丘《名人的命运》里的比喻所说的—“伟人的堕落”；最高贵、最辉煌者在命运之轮恶意的转动中变得最为卑微，而原因看上去却微不足道。回过头看，我们发现这其实是偶然性导致的悲剧。可以说，1776年那场革命同样也是如此。然而，追溯历史的时候，人们需要将18世纪70年代中期的历史整合为一个伟大民族仰首以望的神话，这便有了不同的解释。现在看来，1776年革命的悲剧性似乎在于它遵从下面这个不能推翻的逻辑：一场厄运即将到来，一连串事件的发生都预示着灾难，而这些都不是源于悲剧性的过错，而是因为对崇高理想和善良意愿的追求导致的。历史学家有权怀疑，这种因果的关联在当时是否就像后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而对这种必然性产生怀疑，就意味着反事实假设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