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决定论：唯物论与观念论
牛顿对万有引力与其他三大运动定律的揭示，标志着真正的宇宙决定论诞生了。牛顿之后，“每一个对象都在绝对命运的主宰下发生某种程度和方向的运动……因此，物质的活动应被看做是必然活动的某种体现”，（正如休谟这段话所说）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一个人是否把这些定律看成是神意的主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直到现在仍然如此。休谟所说的“绝对命运”在莱布尼茨那里得到不同的表述：“上帝计算时，世界得以产生。”重要的是科学似乎消除了物理世界的偶然性。尤其是莱布尼茨对于所有现象的“复杂性”（即万事万物之间的关联）的强调，似乎暗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可变性（除非在其他想象的世界里）。由此他向拉普拉斯的更强硬的决定论迈出了一小步，认为宇宙“只做一件事”：
一个智性的存在能够在一瞬间理解和激发自然生命力的所有动力，以及自然存在物各自的状态；它完全能够处理和分析这样浩如烟海的信息；它将宇宙中最大的组织与最微小的原子纳入同样的运行公式；因为对它来说，没有任何事物不按照确定轨迹发展；未来与过去一样，都在它面前展露无遗。
笛卡儿等人提出了这种决定论的唯一局限：有没有可能思想与物质是不同的实体，而且只有物质才会受到决定论法则的约束？与拉普拉斯同时代的比夏在其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认为决定论只真正适用于非有机实体，而有机实体“不可能接受任何形式的计算……我们不可能预见、推测或计算任何与它们有关的现象”。不过，有两种方式可以反驳这种限定。
第一种方式很简单，即用唯物论的术语来解释人类的行为。这类论证已有前人尝试过。比如，希波克拉底曾提到“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亚洲人在精神与勇气方面的欠缺”，这是因为“亚洲气候的季节多变性让人们难以变得富庶”。此外，他在解释一些东方人的优柔寡断时还提到了“制度因素”—尤其是专制统治的负面效应。这几种解释在法国启蒙作家孔多赛与孟德斯鸠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将社会、文化、政治上的差异与气候及其他自然因素关联起来。他对这种唯物论极有自信：“如果一场战役的偶然结果是一个国家遭到破坏的特定原因，那么这个国家因一场战役而灭亡就存在一个普遍原因。”因为“盲目的命运制造了我们在世上所能看到的全部结果”。在英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后人严格地从经济上分析社会打下了基础，但也提出了历史是循环的过程。这里虽没有“盲目的命运”，但却有只“看不见的手”，它主导着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即使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也不知不觉地会考虑到公共利益。
德国哲学中也产生了倾向于决定论的类似变化，尽管形式极为不同。像笛卡儿一样，康德在自己的哲学中为人类的自主性留下了空间，但却是在未知的并行宇宙（他所谓的“本体”）中。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他认为“人类行为中意志的体现与其他外部事物一样，由普遍自然法则来决定”：
当我们从宇宙历史这个宏观尺度来考察人类意志自由时，就会发现它自有其运动规律……这样一来，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看似杂乱无章的个体表现完全可以被看做人类原初的能力与天赋持续进步却进展缓慢的发展……个体的人乃至整个民族，都很少去思考当各逐己利时……自然设定的目标正引导自己不自觉地前进。但这个目标是什么？他们并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