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特殊一族”，或称“突出一族”，和其他数家公司，基本上都属于做批发业务的券商，它们常拼成辛迪加，承担证券发行的风险，把证券销售给投资者。它们发起的承销业务大大高于业内平均水平。它们与证券发行人有接触，会技巧娴熟地与他们保持关系，很让人羡慕；而客户关系一旦确立，又总是长久不变。证交会规定，在发行人（递交《证券发行注册申报书》后即）须指定一家承销商与证券可以发售之间，有一段大约30天的审核期。这一规定抑制了新券承销商之间的竞争。因为没有哪家公司能提前30天，为某只股票或债券保证某个发行价格，所以也就不会有通过报出最高股价或最低债券利率来进行竞争的情形。除了承销之外，投资银行还会安排未注册的“私募发行”（也就是不通过承销，而直接将某只新发行的股票或债券，销售给保险公司或其他机构投资者组成的小群体），1935~1949年间有这类发行1 900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不存在收购兼并的业务。客户关系的词中的应有之义，包括就各种不同的公司事务提供建议，协助引见重要投资者、政府官员、其他公司的领导，偶尔还会在客户公司董事会任职。根据梅迪纳法官的计算，在他考察的15年当中，投资银行家出任董事职务的数量与主承销数量之间的关系，平均而言大约占到12%。对摩根士丹利公司来说，这种百分比数据远没有那么高，仅为2%，它的客户关系主要是继承过来的，但就高盛而言，这个比例就大得多，要占到55%，在这里，西德尼·温伯格是公司的主要支柱。
梅迪纳法官宣判了案件审理结果，毫无疑问，华尔街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但这桩案子显然是与过去有关，而资本市场行业现在面临的是新的不同以往的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工业开始扩张，满足民众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民众希望购买与“美好生活”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如住房、交通之类，还有娱乐消遣活动。但发展又不平衡，经济扩张期过后，跟着来的就是经济衰退。工商企业虽心怀乐观之情，但先前困难时期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因此谨慎从事的企业为数众多。这种谨慎的乐观主义，也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不过20世纪50年代同时还包含数年朝鲜战争、冷战时期的前期、激进民权主义活跃期。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还是见证了福特汽车公司首次公开募股融资近7亿美元，也见证了企业债券市场的复苏，还看到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才首次出现的并购迹象。
1952年，哈里·马科维茨发表了借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开创性文章，探讨在不确定情况下如何进行投资组合配置。从此，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开始发展起来，最优资产配置这个课题受到了持续不断的广泛的学术研究，研究显示养老基金在投资组合中大量集中持有股权证券非常重要。这篇学术文章问世的时候，正是金融机构作为美国主要投资者开始出现的时候。它们正好遇上可以应用这一理论的时机，也确实加以应用了。这些机构于1949年持有价值95亿美元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资产，而到1960年时，已持有700亿美元的同类资产，或者说持有所有上市证券20%的市值。在随后40年中，它们继续发展，最后拥有2/3的美国所有股权证券，交易量约占到全部交易量的90%。
20世纪50年代以经济衰退告终，但战后经济板块的根本转换仍在进行之中，这时，70岁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在1960年“将火炬传给”43岁的约翰·肯尼迪。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因为在美国各地，一生忍受战争和大萧条之苦的老一辈，正被更为年轻的人所取代，更年轻的一代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既乐观又自信。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主政时期，出现了很多让人深感压力和挑战的事件，但也出现了美国史上持续期最长的经济增长（连续增长106个月，该记录后来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被打破），并且在1960~1968年期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了5%。股票市场反映了这种令人兴奋的经济发展，分别在1960~1961年、1962~1965年、1967~1968年三个时段出现了强劲上扬的牛市，其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翻了一番。证券承销业务也反映了市场的活跃，公司乘势利用有利的市场环境，融入资金进行投资，这又提升了公司的增长率和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