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规划家与分析家总是在判断并比较对立武装力量的资源与能力。例如，一国的人口是一种基础资源，可以被塑造为具体的军事手段，如可以进一步划分具体作战任务的步兵。通常，分析家们首先关注的是预算、兵力、军事基础设施与制度、国防工业和武器库等战略资源，然后是战略、准则、训练、组织和创新能力等会影响资源转化能力的因素。最后，他们会详细判断地面部队、海军、空军和太空部队的作战能力。但是，即使是那些相信“军事能力是衡量一国国力的最终标准”的规划家也承认，基于能力的预测方法无法预测出战斗结果。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我们仍然需要具体说明能够使权力资源产生偏好行为结果的因素。正如军事分析家斯蒂芬·比德尔得出的结论：“没有一个统一的‘军事能力’概念能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发生的所有冲突。”武力的使用至关重要。战略，即综合运用各种资源实现目标的能力，是巧军事实力的关键。
在更基础的层面上，我们必须意识到，军事资源与第一章讨论的关系性权力的三个层面均密切相关。在第一个层面上，武力可以威胁或迫使他人改变最初的偏好与战略。在第二个层面上，军事资源会影响议程制定。当小国知道自己不可能战胜大国的时候，它就不大可能将对大国的攻击列入议程。墨西哥可能也希望收复19世纪被美国夺取的领土，但21世纪的议程中已经没有军事再征服。更微妙的是，战场上的胜利可以催生新的制度，从而设定战后议程，两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制度就是证明。“二战”后美国的军事优势为欧洲和日本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使它们可以集中关注经济议程，强调绝对而非相对收益，从而促进了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发展。
在第三个层面上，武力会影响偏好的塑造。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的独裁者会试图利用军事力量营造出一种无敌的氛围。成功可以吸引追随者，运用武力的能力也可以吸引追随者。1991年海湾战争中出色合法的武力使用提高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声望。这表明军事资源可以通过不止一种方式产生偏好的结果。军方所谓的“动态”武力使用不是唯一的武力使用方式。在越南战争后一次著名的对话中，美军上校哈里·萨默斯向越军上校指出：“你知道，你们从来没有在战场上的运动战中战胜过我们。”而这位越南上校的回答很是准确：“或许是这样。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我们赢得了战略沟通的胜利，从而赢了整场战争。”
军事资源可以实施四种类型的行动，即军事实力的运用有四种方式。一是现实的战斗与破坏，二是胁迫性外交中的威胁，三是包括维和在内的保护，四是多种形式的援助。这些行动的成功实施能够促使对方作出你希望看到的行为改变。但这些行动是否能有效促成偏好结果的产生取决于资源转化战略的特质与战略能力。成功的战略必须考虑到行动的环境、权力的运用对象及其可能作出的反应是接受还是抵抗。正如比德尔在谈到军事实力时所说：“军事力量主要不是物质方面的问题。它主要是国家如何运用物质资源的问题……不同的军事任务差别很大，有能力出色完成一项（或几项）任务不代表有能力完成其他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