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出现，大致在甲午海战失败到戊戌变法这段时间。受到马关条约的刺激，士大夫从过去的醉生梦死中幡然醒悟，开始大规模地议论时政，参与变革。一时间，报纸、学堂、学会，层出不穷，形成了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基本空间。在当时，全国维新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主要有三个：北京、上海和湖南。报纸、学会、学堂等，也以这三个地方发展最甚。但是，为什么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会以上海为中心，而不是北京和长沙呢？
公共领域的出现，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是从私人领域中发展出公共交往的空间，伴随书籍、杂志、报纸的日常生活化，出现有教养的阅读公众，这些公众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逐渐形成开放的、批判的公共领域。二是公共领域讨论的虽然是公共政治问题，但本身是非政治化的，是在政治权力之外建构的公共讨论空间，相对于权力系统来说拥有独立性。
从这一角度检讨，我们可以发现，北京和长沙分别拥有上述两个条件中的一项，唯独上海，同时拥有上述两个条件。先说北京。维新运动的序幕——公车上书是在这里拉开序幕的，康有为、梁启超最早也是在北京办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而在这之前，就有京师同文馆等新型学校。然而，北京毕竟是京城，风气比较保守，且政治色彩浓烈，缺少市民社会的基础。任何变革事业，都不得不与体制纠缠在一起，容易形成意识形态之争，所以，办学、办报、办学会等事，往往事倍功半。同是洋务办的学校，上海的广方言馆，成绩卓著，而京师同文馆，则风波迭起，阻力重重。而最早的维新团体强学会，成员中多是官府中的重臣要员，不具有独立性，可以说是一个半体制、半民间的团体。很快便卷入朝廷内部的利益斗争，无法在京城生存，更不要说发展了。再说长沙。虽然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1895年以后，湖南新政轰轰烈烈，且远离京城，维新士大夫云集，时务学堂、《湘学报》也办得有声有色，有形成中心的趋势。然而，长沙有其不可克服之短处：地理位置偏于内地，风气比较闭塞，对外部大势了解有限，也不易形成全国影响。维新势力多是靠地方官员一时一地的鼎力推动，且多外来，缺乏本地的扎实基础。一旦地方官易人，失去政治背景，公共领域就全面崩盘。
比较起北京、长沙，上海在建构公共领域方面，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本来，上海不过一区区弹丸之地，在传统政治地图中找不到它的位置。1843年开埠以后，借助租界带来的特殊地位和八方汇集的欧风美雨，到19世纪末，短短半个世纪之间，就成为京城之外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现代上海的权力结构是奇怪而复杂的，西方列强、中央朝廷以及地方官员之间形成了微妙的抗衡，谁也无法主宰上海，因而现代上海体制外的空间，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最大的。西方人带来的新型事业、洋务运动所形成的商业氛围，使得上海在建构公共领域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早在19世纪末，就拥有了多项全国之最：数量最多的中外报刊，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新闻报》，历史最悠久的西书出版机构广学会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中文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全国数量最多、办学最成功的新型学校广方言馆、格致书院等。还有邮政、电报、电话、现代印刷技术、公共图书馆、戏院、电影院、公共园林等，在全国也处于遥遥领先的水平。这一切，为新型士大夫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形成，提供了别的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