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8年开始,塞罗塔每年都是特纳奖评审团的主席。每年的评委都是根据他们的个性、特质选择的,塞罗塔要求他们“完全主观”。很少有人记得哪一年的评委是哪几个人,总之,人们都说特纳奖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塞罗塔解释说:“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于当评委的心理非常矛盾。他们很清楚,新兴艺术十分脆弱,艺术家也很容易受伤。他们知道别人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他们所作决定的理由。”评审团第一次开会时,塞罗塔会让评委列出他们认为有能力、有资格获奖的艺术家。他说:“不能为了凑数就随便把谁写上去,必须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对于某些艺术家来说,被提名是一项严峻的考验,所以我们必须慎重对待。但即使我们非常谨慎,也经常会被媒体抓住炒作的把柄,他们总是指责我,说我脑子进水了,怎么能把谁谁谁列为候选人。不过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我知道人们很快就会淡忘。但艺术家和评委就很难,他们在遭到浅薄的谩骂与讽刺之后,精神上会受到严重的伤害。”不过塞罗塔说,今年媒体好像抓不到什么炒作的新闻点。他疑惑地嘟囔着说:“或许特纳奖已经成熟了?或许媒体觉得这一代艺术家的作品没有新闻价值?”
伦敦北部的丘比特艺术区(Cubitt)原来是一片马房,有位艺术家在这里开发了32个工作室,托马·阿布斯租了其中的一个。她的工作室很简陋,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天窗用来采光。尽管最近装了暖气,但屋里还是很冷。干净的水泥地上摆着一张折叠桌和两把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椅子。工作室的墙也很干净,没有贴明信片、剪报之类的东西,工作室里只有她自己的作品目录,没有其他艺术书籍。阿布斯没有助手,一个人把画板放在桌子上或者用胳膊托住就可以工作。她说:“如果脑子一片空白,就没法动笔。有想法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画。”
阿布斯是丘比特艺术区非常受欢迎的租客。没有人愿意干的工作,她一般都主动承担,比如收租金或者参加艺术区管理委员会的会议,而且她收租金的时候很少出错。尽管其他艺术家觉得她有点古怪,但都很喜欢她。别人有事去工作室找她的时候,阿布斯只把门开一道缝,或者干脆不开门,在里面喊一声,说15分钟后出去。她对自己的私密空间十分在意,很像一个大家闺秀,不愿意轻易抛头露面。但阿布斯为人也十分随和,那么多个性十足的艺术家住在一起,难免有点摩擦,但是只要有阿布斯在,没人能吵得起来。她在这个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丘比特艺术区没有阿布斯很可能会陷入混乱的局面。有传言说阿布斯是在乡村公社长大的,所以她懂得顾全大局。我问她这是不是真的,她显得有些烦躁:“我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吗?这和我在哪儿长大有什么关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