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空间相对狭小的过去，他们找到的“活路”不外乎以下几类：第一，摆小摊、干个体；第二，承包经营乡镇企业；第三，倒卖紧俏商品；第四，炒股、炒国库券；第五，做包工头，承揽建筑工程；第六，办工厂，其中多是家庭作坊，但也有一些初具雏形的工厂；第七，拉来投资基金，开公司，相当多一部分是高新企业。说来奇怪，很多人掘得的人生第一桶金，与后来做大的主业并不一致。
刘氏兄弟属于开工厂起家的典型，但他们最初并未做猪饲料，创业经历也非常具有戏剧性。刘永行一开始是为了改变家庭的困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无线电的地摊挣钱，短短几天时间，竟然赚了300元。这笔钱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令全家大为震惊。于是，兄弟4个凑到一起，决定合办一家电子工厂。他们首先生产了一款“新异”音箱，因为做工精致、音效出众，市面上很快有人提出希望购买这款产品。他们喜出望外，准备进军电子制造行业，大干一场。但公社书记知道此事后，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阻止了他们的行动。
创业的火种熄灭了两年，1982年再次被点燃。一次家庭会议上，兄弟4人决定辞职干个体。这一次他们看中了市场广阔的农村，准备搞养殖。4人变卖手表、自行车，筹集到1000元人民币，办了一家养殖场，起名为育新良种场。3个月后，他们从养鸡生意中赚到一笔小钱，共720元。但养殖场很快就支撑不下去了。不久，他们第三次创业，开始养鹌鹑，最终从鹌鹑蛋中掘得第一桶金。1986年，他们用这笔钱做启动资金，正式转向饲料行业，希望集团由此诞生。
刘氏兄弟的创业际遇颇具代表意义。20世纪80年代，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个体户们亦步亦趋、瞻前顾后，不敢有大的动作。加上资金有限，大多数人只能靠摆地摊、开小作坊起步。随着政策调整，他们也不断调整方向，利用一点点积累的资金，试探性地转换行业，因此存在多次创业经历。
历年十大富豪中，周成建、刘汉元、张茵、彭小峰等都属此列。此外，大批温州富豪也是这条起家路数。比如，南存辉曾摆了3年修鞋摊，后来与几个朋友合伙在柳市开了一个电器柜台，最终与胡成中创办“求精开关厂”，生产开关起步。胡成中是小裁缝出身，创办开关厂之前跑供销，第一次外出即做成了价值800多元的生意，赚到500元，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温州民营经济的标杆人物郑元忠开电器作坊起家，成为名噪一时的“电器大王”，后来改行做服装生意。
乡镇企业路径
鲁冠球的发家史代表了另一种路径，与刘永好等人既存在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他的第一次创业也是被逼无奈，且早早夭折。3年学徒期满后，鲁冠球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回家务农，二是做一名小手工业者。面对人多地少的现实，他用筹集到的3000元钱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在村里偷偷办了一个米面加工厂。由于当时禁止私人经营，加工厂没开几个月就被迫关闭，他欠了一大笔债。
第一次失败让鲁冠球沉寂了很长时间。直到1969年，公社领导邀请他接管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他才开始第二次创业。从严格意义上讲，鲁冠球只是社队企业的管理者，但他拥有很大的经营自主权。在他的经营下，修配厂依靠作坊式生产，生产了大批对路产品，从而完成了原始积累。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私人经营是一项极其冒险的行为。鲁冠球与刘永好兄弟等在创业初期都因触犯“禁地”而失败，郑元忠还因此坐牢186天。所不同的是，鲁冠球此后进入乡镇企业当厂长，暂时摆脱政策束缚；刘永好、郑元忠则历经多次失败，等政策明朗化后才抬起头来。
面对体制障碍的阻隔，鲁冠球选择进入体制内施展经营才能，而从体制中撤出的刘氏兄弟已无退路，只能在市场中打拼。日后，他们为各自的选择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刘氏在创业初期经历磨难，而鲁冠球为明晰企业产权颇费了一番周折。
鲁冠球的身后，徐文荣、李经纬、褚时健、何伯权，以及后来的李东生、柳传志、张瑞敏、仰融等，都是作为国有企业或乡镇企业的管理者，企业挂靠在国家名下，在事业早期享有种种方便，后期则面临棘手的产权难题。除鲁冠球外，真正携企业走出产权困境，全身而退者，少之又少。
宗庆后属于那种在校办企业混迹多年，最终又下海创业的发家者。1987年，42岁的宗庆后拉着“黄鱼车”在杭州走街串巷推销冰棍时，偶然发现儿童营养液的商机，遂带领两位退休教师开始创业。第二年，他们研制的娃哈哈儿童营养液投向市场，3年后净赚7000万元人民币，由此完成原始积累。
5、跨越贫富的转折点
在创业过程中，一部分人逐渐不满足于刀耕火种的积累，他们或者是头脑精明、小有关系的草根，或者是理念先进、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在激荡市场的鼓舞下，运用各自擅长的手段起家。所谓风云际会、因果牵连，在这一瞬间，日后的结局也早已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