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王、吕兄弟之外，教师出身的温州人黄伟，携妻子李萍成为浙江首富，工程师出身的万达老板王健林成为大连首富，年少即开始经商的刘忠田当选辽宁首富因统计方法的差异，2009年，王健林与刘忠田在胡润百富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位置有所不同。胡润百富榜上，王健林以290亿元人民币为第九富豪，刘忠田以280亿元人民币位列第10位。《福布斯》富豪榜上，王健林以239亿元位列第10位，而刘忠田以2588亿元名列第7位。。此4人亦第一次闯入富豪榜前10名。
可以看出，中国商业生态两层分化的同时，还出现交织融汇的趋势。虽然出身卑微、缺少知识优势，但那些天生富有商业眼光、根基深厚、掌握雄厚资源的第一代企业家们还不会马上销声匿迹。不但如此，今后的某个节点，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还可能因为商业环境的变化而展现蓬勃生机。
此时，同样的问题再次浮现：出身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一个人的成功？在《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穷爸爸说：“顺着公司的梯子，一步步往上爬。”富爸爸问：“为什么不当梯子的主人？”表面看来，富家子弟更接近财富中心，更易获得各种优势，而现实却是贫寒子弟更多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表面看来，出身良好的创业者更易占据先机，而实际生活中，农民、铁匠出身的创业者同样可以缔造商业神话。
上天赋予每个人生命，却设定了不同的起跑线。人们无法选择出身，却有改变命运轨迹的权利。一切的答案，不在出身本身，而在那一个个鲜活又迥然不同的商业个体。
4、五花八门的起家之路
出身可以影响事业，但并非成功的关键。很多时候，具备一个经商的好头脑，远比有一位“富爸爸”重要得多。财富榜上成名者的故事也不断提醒我们，起家不易，任何熠熠生辉的财富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
在沉默中爆发
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对于那些不甘寂寞的创业者来说，在沉默中灭亡是无法忍受的事情。一时的贫穷固然可怜，一世的窘迫则令人心底生寒。看不到希望比绝望更可怕。于是，他们选择下海经商，白手起家。最初也并非为聚敛财富，只是希望摆脱命运的桎梏，在有生之年“爆发”。
但最早期的创业者选择经商是需要莫大勇气的。一来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轻视工商业。俗语有云：人分三六等，当官为上、读书次之、商贾最下。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名声不好。二来经商多赖市场行情，有一定的风险，甚至比不得靠天吃饭的农民。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人们很少主动下海。而一旦下海，又等于被逼上梁山，势必要谋出一条生路来。于是，又有不少人走了歪路。
财富榜上的富豪大多是坚持下来的创业者。而其中商业渊源最深的当属荣家，可以追溯到清末。太平天国时期，无锡荣氏在战乱中几近灭门。荣毅仁的祖父因在上海做学徒而侥幸逃过一劫，后来他在上海开了一家钱庄。因生意清淡，祖父死后，荣毅仁的伯父与父亲转行经营面粉厂和棉纱厂，起步异常艰难，曾遭遇对手重重打压，但两人精心经营，最终在十里洋场站稳脚跟。
荣家第一代是打铁学徒出身，为养家糊口而开起钱庄。荣宗敬兄弟是家族事业的真正建立者。到了他们这代，荣家才真正发家。到荣毅仁时，已是第三代。他因创建中信集团而声名卓著，使这个百年家族在财富榜上焕发新光彩。荣毅仁退位后，其子荣智健担起家族重任，荣家在他的执掌下又经历了一段辉煌岁月。
此外，2007年首富杨惠妍也不是直接创业者。其成名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从父亲杨国强那里接管了大额股权，因股价翻飞而暴富。杨国强原本是一名包工头，他的发迹有很大的偶然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地产热刚开始时，杨国强承揽了一个大项目——碧桂园。工程建到一半，恰好遇上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把4000多套别墅作为工程款抵押给杨家。就这样，杨国强成了一名地产商。后来，他把所有别墅都卖掉，自然而然地发家了。
白手创业
除荣毅仁、荣智健与杨惠妍三人外，其余2000-2009年间的十大富豪均是第一代创业者。他们的起家方式同中有异、异中存同，是市场化浪潮催生的自发行动，代表了最本色的商业生态。而梳理探查这些人的成长史与起家路径，则不失为对中国近代商业源流的历史性回溯与追忆。
既然创业，就一定是白手起家。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人经商前都不是有钱人。有打铁的、务农的、当裁缝的，也有做推销员、教师、公务员和工程师的，还有军人和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职业在当时最常见、从业人数最多，但并不是收入最高、生活最好的。其中很多人因为家里人口多而吃不饱、穿不暖，生活一度非常困窘。在改变现状的愿望驱使下，不安分者纷纷下海找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