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薪酬方面，齐如山所言的小村塾，薪酬不高，但教者也不算是全职。在学风好的地方，坐馆还算是薪水不低的工作。按包天笑记苏州的情况，处馆先生有分等级，以科举级别为单位，未中过秀才的童生，等级最低，馆谷最少；中过秀才的高一级；补过廪，文才又好的，再高一级；举人又再高一级。进士而为塾师的应该没有，除非教王公大臣的子弟。即使童生而处馆，待遇也不算十分低，包天笑所记是二十四块钱一年。蒋廷黻记在湖南是三十块钱一年，是乡间普通工人收入的五倍。如果学生考中秀才，还有谢礼，而且不愁没有人来请他当老师。萧公权记在1910年代，他的老师薪金是纹银一百两，在当时四川是十分丰厚的。
许多人家里没有大负担，并不靠那些钱来过日子，但是风气流行，倘还考上秀才举人之类，就自然有传予下一代、教学相长之想。
在荒僻之区，并非人皆能读书，所以塾师不多，但有些地方，例如湖南蒋廷黻的家乡，读书人多，处馆先生也有供过于求，有些失业的，变成近乎乞丐一样，名为寒生，揩那些已有职业的读书人的油。他们时常去拜会私塾，希望至少能吃一餐饭，或再弄几文钱。一般塾师也不失礼义，练就了一些专门艺术，在殷勤之中，有对付方法。有时请学生帮忙招呼，学生不必如教师般拘谨有礼，因而可以用冷僻的句子去考问来人，如果没有学问，寒生只得羞愤而走，若有学问，那么一顿饭和一些资助就少不了。黄炎培记一个很具体生动的例子，一个读书人，进入学塾中，很客气地问教师的姓名，然后立刻索纸笔写一首诗，把教师的别号两字写进诗里，得到教师大加称赞，得以吃了一顿酒饭，拿了轻微的一笔钱离开。比这更不堪的，是穿着破长衫，手拿折扇，在长长的街上，一面漫步，一面朗读诗文，在街上三来三往，伸手依次向街旁的商店或人家文雅地接受薄薄的馈赠。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页24；黄炎培《八十年来》页20。这样的读书人，黄炎培的家乡直称之为文丐，比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真是不遑多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