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塾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童蒙，小者三四岁，大者到十多岁。学生之中也有十七八岁的，但数目很少，而且待遇与童稚学生不同。多数塾师，尤其穷乡僻壤或学历不高的，大致都是负担差不多今天的幼儿园至初中程度的教学工作。所以塾师被谑称猢狲王。
这些教育工作者没有固定资格，学问水平和社会地位，在各处有很大差别。
当时读书的目的，以功名为主，未能在功名路上平步青云，弃儒从商又不甘或没有机会，面对的唯一出路是教馆，对读书人来说，是有点不得已。纵使像萧公权，请得王闿运的弟子来当教师，他却以为大才小用，对着学生大谈文章义理。这样的教师不过是多一点名士风流，并不比牟宗三所言不自然的先生、秀才的寒伧酸气，咬文嚼字为高。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页17；牟宗三《五十自述》页16—17。牟宗三是哲学家，曾任教于西北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师范大学、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等，与唐君毅并为新儒家的宗师。著有《心体与性体》《才性与玄理》等书。又因为师严道尊的想法影响，他们的形象多是着长衫，拿戒方，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只会叫人背书。其实他们中有许多固然是教书混日子，但不少是心地仁厚的，十中也有一二做到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读书的兴趣，有自己的一套教育主张。像张治中、马叙伦古文字学家、教育家，并从事社会活动。曾任教北京、清华等大学。、萧公权都曾受益。
部分初级教育工作者学识不高，《勤有功戏无益》一文中已提过杭州嘲笑塾师无学识的故事。亦有以为塾师没有学问之余，对待学生的严刻是更大的问题。周作人《三味书屋》，载《知堂回想录》。在较为乡村而文风不盛的地方，村塾除以上两个问题之外，还有另一易于腐败的原因——报酬少。按齐如山的记录，一个学生一年付的钱极少，每人每年不过小制钱五百文，合十个学生，才五吊钱，这个价钱请不到外村的先生，只得请本村的人。这种塾师往往在教书之外，还有很多事要做，例如自己的家务、庄稼、赶集；由于塾师会写字，在乡村中有这种技能的人不多，以致村中各种写账、婚丧，都要找他；塾师无论如何在乡民眼中是知书识礼的人，口舌是非的调停也会把他请去理会。于是一年有一半时间不在书房中，小孩白喊了一年，学不完《千字文》的不少。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页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