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中学童捣蛋由宋代直到二十世纪都在进行。放午学时，沈从文和阳翰笙戏剧家。都试过下河游泳。虽然塾师怕出事，中午预先在他们手心上写字，但他们涂上防水桐油来游，更熟水性的则举起手来游。户外玩过，塾内也玩。“如果先生不在，家塾可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有时候我们把书桌搬在一起，拼成一个戏台在上面演戏。椅子板凳就成了舞台上的道具。有时候我们就玩捉迷藏。有一次，我被蒙上眼睛当瞎子，刚巧先生回来了，其余孩子都偷偷地溜了，我轻而易举地就抓到一个人——我的先生。当我发现闯了祸时，我简直吓昏了，到现在想起这件事尚有余悸。”这是当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的捣蛋。蒋梦麟《西潮》页40。
包天笑则既怕先生不在，因为同学会闹得天翻地覆，也喜欢先生不在，因为往往有新奇的事出现，包括在书塾所在的大庭院中打蛇烧蛇，引起轰然火光。结果先生回到学塾中，除了几个小学生无份闹事可免外，打了一个满堂红。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页39。
史学家萧公权和他盲而好学的兄长也不是好家伙，用刁钻古怪的方法和温和的老师开玩笑。在老师熟睡时，涂黑他的深度近视眼镜，然后高声读书，把他吵醒。老师以为天黑放学，学生一哄而散。萧公权幸运，老师性情好，只说他们“太淘气了，以后不准”。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页17—18。萧公权是著名史学家，专研中国政治思想史。
缺少活动的学生，体质自然不会特别强壮。像陈立夫的老师，偶然会带学生去爬山远游，杨亮功哲学教授，后从政。著有《五四运动纪实》。那曾习武的老师不主张幼年学生终日关在书房里，怕闷出病，而带男学生到野外散步，这都是很稀有的例子。幸好当时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读很多年书，而且农村环境，走动锻炼的空间较多，也可能令文弱书生的数目稍减。
后来教育改革，私塾废除，新式教育也就是西方式的教育输入中国。曹聚仁说，当时最引起乡人注意的是体操，其次则是音乐、手工、图画，“正是宋儒所说玩物丧志的事”。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页96。曹聚仁是著名报人和学者，曾任复旦、暨南等大学教授，著作甚丰，如《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等。冯友兰的父母只是在家中课读，也为子女做了一套制服，教他们唱张之洞编的学堂歌。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7。
新旧之间，约只数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而阻力不大，改变之高效和诚意，真是令人刮目相看。体育、音乐被人接受了，唯是勤有功的想法，却到底不时在中国人的脑中闪动，直到我们这辈都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