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任大使秘书。一七六五年夏天，赫特福德伯爵离开我，调任爱尔兰总督。我摄行政务，直到年底里士满公爵到任。一七六六年年初，我离开巴黎。次年夏天，我回到爱丁堡，一如既往，在哲学的恬静中隐居。由于赫特福德伯爵的慷慨，我归来时比离开时拥有更多金钱，享有更多收入。我很想像以前实验的那样，尝试一下它们可以带来什么奢侈品。但一七六七年，康威先生邀请我担任他的副秘书长。由于康威先生的为人和我跟赫特福德伯爵的关系，我无法拒绝这个邀请。一七六九年，我回到爱丁堡，宦囊充实（一年收入一千镑），身体健康；虽然老了几岁，但渴望更长久地享受悠游生活，看到自己声望日增。
一七七五年春，我肠胃失调，一开始并未重视。但在那以后，我担心这病已经变成致命的不治之症。现在，我估计大限为期不远。我的病没有多少痛苦。更奇怪的是：虽然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但我的精神没有片刻衰退。就此而言，如果生命可以重来，让我任选一个时期，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晚近的时期。我研究的热情和社交的乐趣依然如故。此外，我年已六十五，风烛残年，只剩几年病弱的残生。虽然我终于看到声名鼎盛、光彩照人的前景，但我只有几年可以享受了。我的生活很难比现在更超脱了。
总结我的性格，我是，或者不如说过去是（因为我现在必须用这种方式自述，以便更大胆地谈论我的感情），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的脾气大体上开朗，合群，愉快，有所依恋，几乎没有仇恨的倾向，所有感情都非常中庸。虽然我常常失望，但即使我主要的情欲——爱好文学声望——也从未使我变得尖酸刻薄。我既可以和粗心的年轻人相处，又可以和好学的才子相处。我和端庄的妇女相处格外愉快，所以没有理由对她们的接待不满意。简而言之，虽然大多数人、所有杰出智者都苦于诽谤中伤，我却从未受她毒牙的伤害甚至攻击。我虽然充分领教了宗教和政治朋党的恣意攻击，但他们一以贯之的愤怒在我身上找不到目标。我的朋友们从来无须证明我的为人和所作所为的清白无辜。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狂热分子乐于捏造、传播对我不利的说法；但他们就连貌似可能的说法都没有找到。我不能说这份自撰墓志铭没有虚荣的成分，但我希望其中没有误植的成分；这个事实很容易得到澄清和证实。
一七七六年四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