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承认，我失望了。如果当时英法没有开战，我肯定会退隐到某个法国外省市镇，改名换姓，永远不再回到祖国。但是，这个计划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后面各卷已经颇有进展。我决定鼓起勇气，坚持完成。
在此期间，我在伦敦出版了《宗教的自然史》和其他短章。公众反应模棱两可，只有胡德博士写了一部小册子反对它，充满了瓦伯顿学派的独到特长：偏执的狂躁、傲慢和粗鄙。这部小册子使我颇感宽慰，没有它，我的著述不免乏人问津。
一七五六年，《英国史》第一卷面世后两年，第二卷出版，包括从查理一世之死到革命这段时间。这部书不那么遭辉格党人厌恶，反应较好。它不仅销售较好，也帮助自己不幸的兄长得以出手。
我虽然从经验中得到教训：辉格党人处处把持，从邦国到文学概莫能外；但我一点也不想屈从于他们愚蠢的叫嚣。我进一步研究、阅读、反思斯图亚特最初两朝史事，作了一百多处修改，毫无例外地有利于托利党人。认为在这一时期以前，英国宪法存在规范的自由，实在荒谬绝伦。
一七五九年，我出版了叙述都铎王朝时期的历史，引起的叫嚣不亚于叙述斯图亚特最初两朝的历史，伊丽莎白一朝尤其引起反感。但我现在对公众的愚蠢已经见惯不惊，照旧平静、安详地隐居于爱丁堡，完成了叙述英国更早期历史的两卷。这两卷于一七六一年出版，受到宽容，获得相当的成功。
不过，我的著作虽然几起几落，仍然颇有收获。书商为我挣得的钱，为英格兰有史以来所未有。我不仅经济独立，而且相当富有。我退休到祖国苏格兰，决心不再离开，满足于不必阿附权贵的生活，甚至不必亲善权贵。我行年五十，打算以哲学的恬静安度余生。这时，一七六三年，赫特福德伯爵邀请我随他出使巴黎，预期可能出任大使的秘书，在此期间行使相应的职权。我几乎不认识伯爵。这个邀请虽然相当诱人，我一开始还是拒绝了；因为我一来不愿意亲近权贵，二来担心我的年龄和性情都不适合巴黎诸公的风雅和放浪。但爵爷再三邀请，我盛情难却，接受了建议。我与伯爵交往，无论从愉快还是利益考虑，都有一切理由感到满意；后来与伯爵的弟弟康威将军交往同样如此。
不明白风度有多么奇妙的影响，就不会明白巴黎不同等级、不同地位的男男女女是怎样接待我的。我越在他们过度的礼貌殷勤面前退缩，就越会收获过度的礼貌殷勤。无论如何，与世界各地这么多聪明、博学、礼貌的伙伴一起生活在巴黎，实在令人满意。我一度准备终老斯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