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自传(2)

没有任何文学尝试像《人性论》那样不幸。它直接从印刷机死产下来,甚至没有足够分量引起狂热分子的轻微怨言。但因为我天性愉快、乐观,不久就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在乡村以巨大的热情贯彻我的研究。一七四二年,我在爱丁堡印发了《随笔》的第一部分。此书颇受欢迎,使我完全忘记了原先的失望。我继续和母亲、哥哥留在乡村,重温我早年学过、现在荒废的希腊语。

一七四五年,我收到安楠岱尔侯爵的来信,邀请我陪他一起前往英格兰。我也发现,这位年轻贵族的朋友和家族乐于让我照顾、指导他,负责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我陪护他一年。这段时间的收益对我微薄的财产颇有补益。随后,我接受圣克莱尔将军的邀请,在他远征时担任他的秘书。远征的目的地一开始是加拿大,后来变成侵犯法国海岸。第二年,即一七四七年,将军邀请我担任同一职务,随军事使团赴维也纳和都灵宫廷。那时,我身穿军官制服,作为将军的副官,与哈里·厄斯金爵士和格兰特上校一起觐见宫廷。格兰特上校就是现在的格兰特将军。我一生中几乎只有这两年才中断过研究。我在这段时间过得很愉快,有气味相投的伙伴。我省吃俭用,把职务收入积累下来,有了一笔财产,可以自居独立。但我这么说的时候,大多数朋友都会笑。简而言之,我现在拥有将近一千镑的财产。

我一直觉得,《人性论》出版失败主要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风格。我常常失之轻率,过早出版。因此,我摘取该书第一部分,改写为《人类理智研究》,我在都灵时出版,但此书一开始并不比《人性论》更成功。我从意大利返回时,屈辱地发现英格兰为了米德尔顿博士的《自由研究》举国若狂,对我的著述完全视而不见、不予理睬。我的《政治和道德随笔》在伦敦再版,效果也并不更好。

我天性恬淡,没有或几乎没有受到失望的影响。一七四九年,因为母亲去世,我下乡在哥哥的宅邸度过了两年时间。在那里,我完成了《随笔》的第二部分,再度推出。我的书商A.米勒告诉我,我以前的著述(除了不幸的《人性论》)开始成为人们的谈资,销售额渐渐增加,需要发行新版。牧师和主教们一年反驳两三次之多。我发现,多亏瓦伯顿博士叱责,我的著作渐渐见重于人。不过,我下定决心、信守不渝,绝不再回答任何人的质疑。我天性并不易怒,不难避免所有文学口角。声名鹊起的迹象鼓励了我,我一向更容易看到事物的有利一面而非不利一面。有这种气质,比起岁入一万镑的地产更能使人幸福。

一七五一年,我从乡村回城,城市才是学人的真正活动场所。一七五二年,爱丁堡出版了我的《政治论说文集》。当时,我就住在爱丁堡。我的著作只有这一部初版就成功,在国内外都深受欢迎。同年,伦敦出版了我的《道德原理研究》。照我自己的意见(这个问题本来不应该由我判断),我所有的哲学、历史、文学作品以此最为出色,无与伦比。世界完全没有看出和注意这一点。

一七五二年,苏格兰律师公会选择我做他们的图书管理员,报酬很少或几乎没有,但掌握了大批图书。这时,我制订了《英国史》的写作计划。但完成历时一千七百年的历史叙事,这个任务把我吓倒了。我从斯图亚特王朝即位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党派谬误主要产生于此。我乐观地期望此书成功。我认为自己是唯一同时排除了当前权力、利益、权威和民众偏见的史家。因为这个题目需要大展各方面的才华,我期望获得各方面的掌声,结果却大失所望。我受到叱责、非难,甚至憎恶。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辉格党和托利党,教会派和非教会派,自由思想家和信徒,爱国者和廷臣,同仇敌忾反对这样一个人:他竟敢为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命运一洒同情之泪。他们第一波狂怒消退后,更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此书似乎陷于遗忘。米勒先生告诉我,他一年只卖出四十二册。的确,据我所知,三个王国内没有几个有身份或有名望的人受得了此书。只有英格兰大主教赫林博士和爱尔兰大主教斯通博士是两个特例。两位尊贵的大主教分别来信鼓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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