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
不知何故，我和手表无甚缘分可言。不是丢就是摔，或喜新厌旧，总之没有一只手表戴长久过。如此说来总该和怀表有缘吧？其实我既没买过也没拥有过怀表，一句话，和怀表不沾边！我时而想象，从西服背心口袋里掏出拴着金链的怀表，看着怀表口中念叨“时候不早了，耽搁您这么长时间，我就此告辞”的情景，并非不想自己也有一块。
但又一想，何苦要煞有介事、故作姿态呢？结果至今不曾买一只怀表，更甭说金链。
那么挂钟呢？也没有。究竟有什么钟表呢？只有写字台上、书架上、多宝格上各放一只座钟，靠它们知道时间。
写字台上的那只座钟，是以前我在电视台做音乐节目时，节目赞助商——一家电气公司送作纪念的电池式座钟，钟摆总是忙不迭地来回摆动。得到这只座钟时我很得意，心说这是值钱东西。为了引起家人的尊敬，我把它摆在写字台上时，还顺嘴说“瞧瞧，爸爸在电视台做一次音乐节目，就得了这么高级的座钟啊。”为了让家人心服口服，还故意提高嗓门，自言自语，不止一万日元吧，这是好东西，贵重啊，等等，实在惭愧。后来，我在银座一家钟表店里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座钟，一看上面挂的价签恍然大悟，哪里值一万日元，连四分之一都不到，便宜货一个！当然，这个价钱对家人秘而不宣，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是高级座钟。
这只座钟，走得疯快。
书架上的那只座钟大概是美国造，上面画着米老鼠，蓝一块，红一块，花里胡哨。从图案也可以知道，这是很早以前和我家贴邻而居的一家美国人送给孩子的生日礼物。
这家伙可够费事的，每天早晨不上弦它就歇工，而且每天慢十几分钟。
多宝格上的那只好像是地道的高级货，因为很早以前就摆在那里，所以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钟。它一星期只需上一次弦，可是也许因为太高级或是太老了，总之不是快就是慢，没个准点儿。
结果，我看时间必须兼看三只座钟，并在头脑中进行复杂的计算，对各个座钟的毛病进行综合，算出平均值以求出大致的时间。比如，已知写字台上的那只电池座钟指针在3点7分，米老鼠座钟是差4分3点，多宝格上的座钟是差2分3点，所以现在的时间就是3点4分30秒。如此训练的结果，大抵可以掌握准确的时间。虽然麻烦，但我已经习以为常，没觉得有何不便，反而感觉只靠一只准确的表令人不安，况且乏味。
最奇妙的莫过于我从美国买来的手表。1960年底，为指挥自己创作的歌剧《夕鹤》，我和女高音歌手大谷冽子前往纽约。在逗留的两个月期间，经过紧张的排练，终于大功告成，结束演出。回国前夕想买件东西做纪念，便以特价买了一块极高级的超薄手表，只有两三毫米厚，瑞士造，是当时刚上市的款式。这块手表比起米老鼠和电池座钟，走得既准，又因为薄从来不像别的手表那样好刮袖口，令人称心如意。
结果，它也被我弄坏了。
那个时期，我正迷恋于钓黑鲷鱼。一天早晨，我戴着那块手表到叶山的海滨钓鱼。过了一会儿，一条大个儿的黑鲷鱼上钩了。因为钩线很细，为了不使它被鱼挣断，用的是极富弹性的鱼竿。眼看着鱼竿前端被拉成了满月形，鱼线从固定轴上不断地放出去。经过一段紧张的拉锯，鱼渐渐地没劲了，被拽到了跟前。这时我突然发现没带捞网，慌了手脚，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钓黑鲷鱼要用极细的钩线，而用线绝对不能把鱼钓出来，所以必须用捞网熟练地把拖到跟前的鱼捞起来。可是捞网却忘带了，怎么办？白白地把鱼放掉我又不甘心，于是心生一计，并按计而行——手握鱼竿，猛地跳进海里，把鱼引到岩石之间的缝隙，在那里用手愣捉。我最终制伏了在水里拼命挣扎的大鱼，装进鱼篓里，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意识到手表，但是为时已晚，表盘进水，表针也不会动了。
我拿着手表，来到钟表修理店。
修表的师傅奇怪地看着表，最后说：不对呀，写着“防水”怎么会进水呢？您花多少钱，在哪里买的？听了我的回答，师傅说，这么薄的手表不可能那么便宜，肯定是冒牌货。
我想，如果那天没戴手表，手表不进水，也就是说我仍不知道那个超薄表是赝品的话，一定还被蒙在鼓里，得意洋洋地戴着它，岂不是再也无从享受看时间需要计算三只座钟平均值的乐趣？
（1965.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