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节看起来和华为无关，但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民企的生命力到底几何？国家能否在民企的核心技术推动下进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4年“国进民退”大潮为止，整整20年的时间，民企充当了市场化改革的排头兵，而国企则牢牢地贴着“腐朽、僵化、日渐没落”的标签。这是用市场换技术的20年，巨人史玉柱、新浪王志东、金山雷军，民企中的科技英雄风起云涌。然而，大浪淘沙，20年时间并不短，又有哪些科技民企炼出了真金？比起应用软件、网站等低技术含量的企业，电信设备无疑更加底层，没有真功夫很快会被淘汰。
先来看看华为的老对手中兴。
据《中兴20年大事记》记载：1985年，中兴通讯在深圳成立，当年合同销售额75万元人民币；1992年，中兴通讯合同销售额超过1亿元；1997年超过10亿元；2000年以前，中兴通讯保持了年均超过100％的增长速度；2000年，公司合同销售额突破100亿人民币；2004年，公司合同销售额超过300亿人民币。从1999年到2004年，中兴通讯累积向国家纳税超过80亿元人民币。美国《商业周刊》盛赞中兴通讯为“全球成长最快的电信设备企业”。
中兴算是中国通讯行业的开拓者，与大唐、巨龙、华为，合称“巨大中华”。光辉战绩的背后，同样是正规军、国家队的身影。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兴的创始人侯为贵在航天部工作，以“引进技术”的名义来到深圳，当时侯为贵42岁。在此之前，他曾经当过老师，后来进入位于西安的军工企业航天部691厂，在这里他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一直干到技术副总工。他在1985年创办的深圳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是由航天系统的691厂和运兴香港电子企业及另外一家国有企业三家联合投资组成。
万事开头难，开始的时候中兴资金短缺，也做了一些贸易和见效快的产品，比如玩具、电子琴，很快积累了资金。有了钱，就开始买来国外的交换机研究。1987年，中兴第一款产品ZX-60模拟空分用户小交换机获得入网许可。1989年，500门的数字程控交换机也通过了邮电部门的全部测试。
关于中兴为什么当初要搞研发？官方解释是这样的：“刚开始搞的时候，我们国家所有县以上的局用交换机都买国外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肯定有个大的发展，经济要发展的话，通信就要首先发展，所以他就看准了这一点，从这里下手。我们又没有和国外厂家合作的条件，国家已经引进了13条线的设备，买人家散装件，在国内组装。我们想申请，一是没有基础，二是国家也不可能再批，就走了自己研制的道路。”
在中兴自主研发之后不久，国内就有两百多家没有自主研发积累的小型交换机企业纷纷倒闭。而中兴成功踏上研发之路，航天部深厚的科研背景是不可或缺的。
20世纪90年代，在研发方面知名度最高的几家公司中，中兴、大唐、巨龙均是国企背景。其中巨龙的技术大部分来源于军方。在巨型交换机领域，民企介入的几率几乎为零。
做打字机出身的四通公司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了，但从中科院脱胎而出的四通，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充当了科技企业旗手的角色，连任正非早年都慕名拜会其总裁段永基。这家企业之所以在研发方面颇具特色，中科院的原班人马至关重要，其总工程师王辑志先生，更是与北京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后来互联网界领头军新浪，也脱胎于四通。
收购IBM、NEC电脑部门，业务风生水起的联想，同样出自中科院。早期和柳传志先生搭档的倪光南，更是中科院响当当的科学家，他为联想在研发方面占据一席之地，立下过汗马功劳。
无需再举更多的例子。不可否认，民企在推动技术与市场挂钩方面，比国家机关有着强大得多的优势。但技术产品化，只是应用层面的装饰，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上市的科技公司，大都做技术含量较低的网站，真正做出与windows操作系统、inter芯片抗衡的底层技术，则完全没有。
靠国家队打天下的，岂止是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古代造反的绿林好汉们，更是深味其中道理：《水浒传》中的宋江，每次与朝廷队伍交手，都把俘获的将领拜为上宾，恳请其入伙，不算逼上梁山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大刀关胜、双鞭将呼延灼，甚至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都是职业军人出身，庞大的正规军队伍造就了梁山好汉的传奇。
回到我们关心的话题，民企要想搞研发，光靠买几本《华为的研发》等书籍照猫画虎，十有八九会走上歧途。
先立足于生存，而后向国家队求宝才能略有胜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