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世界上的问题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全解决的。在过去20多年中风靡的全球化范式如今正不可逆转地走向衰亡。全球自由市场能够保持稳定只是基于其能够自我调节的假设，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各国经济日益紧密地相互依存，整个经济体系已经非常脆弱，经受不起任何冲击。与以往相对疏离的世界经济联系相比，现今发生在某国或某领域的危机能够非常容易和迅速地传递到其他国家或领域，任何一个链条的断裂都可能导致全局性问题，而这正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造成如此深远危害的原因。到2008年后期，美国金融系统陷入崩溃，大型投资银行或破产或在政府救助下勉强生存，没过多久实体经济也开始萎缩，美国及向美国出口的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全世界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全球市场步入衰退。
全球自由放任主义这艘乌托邦之船如今已在自身阻力作用下搁浅。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自由放任主义与其说是经济发展自然而然的产物，不如说是政府大力推行的工具理念，而后其逐渐盛行，强大到任何政府都无法控制的地步。自由放任主义虽然一直没有得以在全球普及，比如中国政府就从未放弃对经济的控制权，但这一机制的扩展不是任何政府能够限制的。在此情形下，许多银行在全世界负债经营，其债务甚至远远大于所在国资产，这一结果导致2008年冰岛经济崩溃，英国、瑞士和其他许多国家受到的冲击也十分明显。脱离监管的金融机构所背负的债务远远超过世界经济的规模，全球经济因此失衡。虽然各国政府起初决意控制危机的破坏程度，但谈何容易，由错综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所制造的这一系统性危机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不良债券的规模，很多附加在这些神秘债券之上的价值实际上并不存在，随着资产贬值和经济萎缩，黑洞还会不断扩大。世界经济面临陷入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债务通货紧缩”（debt deflation）的风险，即债务上升与资产价值下降致命地纠缠在一起。
当前这场危机的最终结局会区别于往日。各国已在尝试结成统一战线，如2009年4月在伦敦召开20国集团峰会，但大家在如何应对危机的问题上仍无法取得一致，即便能够达成共识，各国政府也缺乏足够力量恢复稳定的秩序。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苏中一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通过执行扩张信贷和增加供给的政策刺激消费需求，流动性和市场活力得到提升。但那时世界经济环境相对封闭，在当前如此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一国若实施类似的政策将收效甚微，因为许多新投放的资金会流向国外，后果不可预知。只要全球化进程持续下去，凯恩斯派的政策就无大的用武之地，可政府在印制钞票方面却是大有可为的，而且似乎有不惜一切代价推动通货膨胀的劲头。如果这样，债务通货紧缩可能不会出现，但全球自由市场时代也必将进一步走向衰落。
自由放任主义建立在“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是根本理性的”这一假定基础上，认为市场玩家通过各种科学的方法相互交易，使得市场在自我调整中保持平衡。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相信市场能够保持理性”的狭隘观点走向了极端。数学公式或许在经济学模型的王国里永远有效，可是在真实世界中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准确预测市场。经济学家可以区分危机（通常解释为有可能发生）与不确定性，而在实践中我们却无法据此指定可能采取的措施去应付可能出现的结果。学术的辨别当然是合乎道理的，但在人类行为领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当然在某些情形中可以依据经济理论采取恰当的行动，问题在于，我们为应对危机所列的任何清单都有可能忽略事后被证明是关键的因素。
现代经济学家普遍不具有经济学赖以成形的历史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卡尔·马克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人建立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他们并没有仅仅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研究经济生活，而是认为经济与政治之间不存在清晰的界线，法律规范的市场交易领域与自然世界发展领域是两回事。市场只是有用的工具，在运行中容易犯错，也容易被大众的妄念引入歧途。
近年来，以上不言自明且被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熟知的道理或被遗忘，或被忽视。在这一时期，实证主义盛行，它将自然科学尊奉为人类知识其他所有分支的模型，正是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经济学逐渐与现实脱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伊始，经济学的变迁并没有对现实生活带来明显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战后的经济学家可能在研究中过于重视构建宏观经济模型，但作为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他们至少明白用自然科学的概率公式来规划未来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随后芝加哥学派兴起，该学派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奉者，并崇尚实证主义方法论研究，在其影响下经济学家的上述洞察力消失了，经济学变为一门以信仰为基础的科学，其实已成了伪科学。
诺贝尔奖得主、被称为“期权定价模型之父”的经济学家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曾是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创始人，他们经营的该公司对冲基金却于1998~2000年陷入破产重组的困境，因为其套利计算公式在理想状态下或许能发挥作用，但当极小概率出现或其预设投资组合中几种资产不再正相关时，就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小概率事件还是资产相关性，我们都无法预知，它们何时出现、呈现何种状态，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谜。但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在较长的历史阶段，这些事件曾经常反复发生，是绝对不能不管不顾的。
忽视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最致命的错误。在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案例中，20世纪90年代末暴风雨前的平静期竟被许多经济学家当做太平盛世，他们的基金交易模型利用资产价格的微小波动套取巨额利润，要达到此目的，基金的杠杆比率必须非常高，而这同时意味着当超过预期的大幅价格波动爆发时，该基金极易受到致命的冲击。此外，这些经济学家录入电脑处理的历史交易数据仅能追溯到几年前，所以对于重创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主权债务危机，他们毫无警觉，更别提作出什么反应了。当然，人们不可能预知这场危机何时发生，它的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反省错误就要明白，不能预测未来不算错，但盲目相信未来会迥异于过去、无法有效防止历史灾难的重演，这就是大错特错了。
人类对未来的无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本可以在合理的基础上通过归纳过去来推导未来，但至今难以做到。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1921年就著有《概率论》探讨此方面问题，并且穷其大半生时间构思“信仰的理性程度”理论，但在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在分析了诸如欧洲战争前景、铜的价格、20年来利率变化、新发明的过时率等因素后断定：“任何可计算的概率都缺乏赖以立足的科学基础，无论如何，我们就是不知道！”凯恩斯这一怀疑性的结论与17世纪宗教作家、现代概率论创始人之一布莱士·帕斯卡的观点遥相呼应。帕斯卡曾带有尖锐讽刺意味地问道：“概率性能够带来确定性，那么这一概率是多少？”帕斯卡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