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的崩溃并不仅仅是由不受监管的贪婪造成的，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这是人类傲慢的结果。正如纳西姆·塔勒布在《黑天鹅》①中指出的：“这场危机并不是一个本质上就无法预知的事件。”2006年塔勒布就预言了危机将如何发生：“我已看到政府支持的房利美集团面临的危险，它现在就像坐在炸药桶上，哪怕轻轻地打个嗝都可能出事。”塔勒布同时也指出：即便这场危机是真正的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人们也有可能从危机的旋涡中逃脱出来。比如，投资者可以选择只将小部分资金投入市场以保证其余资金的安全；政府可以通过立法禁止银行动用储户存款进行投机，比如美国1933年大萧条时期确立、1999年撤销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上做法并不是要将安全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告诫人们投机要在可承受的风险内进行。对于投资银行来说，当然可以参与高杠杆基金的游戏牌局，但首先要保证不能使用普通储户的资金，同时还要搞清楚如果玩输了，也不要指望得到谁的救助。
如果说全球自由市场之乌托邦性的一个表现是对人类知识不切实际的假设，那么另一个表现就是对国际政治的权力和冲突的漠视。市场不是永动机，一旦建成就会永远运转下去，它只是存在瑕疵和矛盾的一套制度，如同其缔造者一样不完美。市场不仅易于陷入增长与衰退的周期循环，而且时常反映出交易者相互矛盾的目标和价值观。总之，市场系统与支撑它的权力一样不具有持久性。市场具有亚当·斯密所说的“物物交换”的特性，通过市场交易商品和服务，这是全球通则，无论在集中营还是在大型购物中心都是这样。但只有在产权得到保护、契约受到尊重的地方才能培育出高度发达的市场机制，而这些保障只能由强有力的政府提供，当政局垮台或政权衰败的时候，在其维持下的市场体系也将随之崩溃。
在谈论全球自由市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它是美国意愿的产物。美国通过其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将“华盛顿共识”强加到全球许多国家头上，该共识把健全货币与平衡预算说成是经济良性发展的试金石，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遵循此规则来制定经济政策。美国当然不愿受此规则束缚，事实上，美国很少让自己受限于任何正统经济学说，而是放任巨额联邦预算赤字年年攀升。“华盛顿共识”还要求全世界实现自由贸易，同样，这一指令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大国政治中，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径司空见惯，只要还在世界第一的宝座上，美国就会继续这样发号施令。
然而，当放松管制的银行纷纷破产，导致金融体系爆发危机之时，美国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国内奉行的新自由主义信条出现了问题，各种不稳定因素从四周向中央聚拢，这一回，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熟知的危机样式选择了美国作为祭品。正如我在本书2002年版前言中写到的：“在可预见的将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自身可能成为之前经济政策的受害者。在新自由主义历史时期，美国是全球自由放任主义大厦的首席建筑师，现在自由放任时代行将结束，美国较之其他国家可能反而更容易受到脱离监管的金融市场的伤害。”
如今美国在许多方面更像是一个新兴国家，而不像是数十年前就已十分发达的经济体。美国的工业基地或消亡、或出售、或转移到其他国家，已所剩无几；公共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光鲜不再；房地产市场一片惨淡，部分住房被遗弃，原本繁荣的街道变成了贫民窟。与此相对，一些新兴经济体已显现出乱中取胜之势，它们因此在政治上获得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经济成就。美国对银行的救助从布什政府就已开始，到奥巴马执政时期进一步扩大，这是裙带资本主义的绝好例证，美国应该还记得它曾经不厌其烦地攻讦过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政企间的裙带之风。
美国对金融系统的救助行为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分配私有化战利品一样失败，充斥着暗箱操作，无能且低效，根本无法实现公开宣称的目标。救助政策本身对于扭转经济颓势毫无作用，反而几乎拖垮了联邦政府。金融界所谓的精英成功地绑架了美国的政治议程，修正这一政策的希望还十分渺茫。
金融危机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美国实际上已成为债权国的抵押品，依靠外债维持偿付能力，全球地位下滑之势已不可逆转。众所周知，债务国的行动自由是受债权国战略目标限制的。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联合行动就受到了美国的制约。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三国对埃及的入侵损害了美国利益，威胁要抛售所持的英国货币和债券。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做，英镑将迅速贬值，英国将陷入无法支付进口必需品的境地。最终英国政府无计可施，只得停止了军事行动。试看当今形势，如果美国政策违背了中国利益，很难保证中国不会发出同样的威胁。
目前世界格局已呈现新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主导着国际秩序，后冷战时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现在到了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上西方国家已不占据明显优势。如今世界大国包括美国、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其中只有美国是西方国家，并且还在急剧衰落（欧盟过度扩大且内部不统一，已经不再是全球政治的重要行为体）。美国实力之所以快速下滑，部分应归因于布什政府的错误政策，其中最愚蠢的就是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弄得这个国家四分五裂，还间接导致伊朗坐大，这一灾难性后果将困扰美国几代人。美国衰落的更主要原因应归结为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全球化具有扩散经济和政治资源的特性，从而造成霸权国权力的缩小。在全球化冲击下，英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摇摇欲坠，美国表面维持着世界领袖地位，其实很多权力资源已不可阻止地消散而去。
奥巴马政府看清了问题的关键，试图通过超低利率组合、财政刺激和量化宽松（通过政府购买金融资产的方式印刷钞票以扩大货币供应量）等政策，改变信贷萎缩局面，以重振美国经济。美国可以选择与英国一道从债务中谋利，换句话说，即通过货币贬值蒸发掉部分债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够保证这一做法奏效。没有人知道目前世界经济严峻的通货紧缩形势会产生什么后果，许多财富已化为乌有，商业凋敝，失业率上升，市场需求遭受重创，这些负面因素综合在一起，可能导致政府业已推动的通货膨胀最终以失败收场。
但是，当今世界通行的是不兑现货币，不同于金本位时期必须要将货币价值与实物资产绑定在一起，理论上这就意味着货币的发行量没有上限。如果现在采取的经济刺激措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政府可以随时启动印钞机，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会相继推动本国货币贬值，一场货币贬值的竞赛在所难免，在英国和瑞士这种局面已经开始了。如果全球通货膨胀提早出现，债务随之大幅蒸发，那么当前这场至少部分是由于债务积聚问题所引起的金融危机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可是，如果经济学家凯恩斯还健在，这位比其众多信徒都要敏锐的思想者可能会为我们指出上述政策并不能够带来全球稳定。对于高度依赖外资的国家来说，推动货币贬值的做法可能适得其反。如果说英国会继冰岛之后陷入国家破产的境地，那多少是有些夸张。英国的经济规模比冰岛大得多，而且依然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即便如此，英国政府的偿付能力也是很有可能会出问题的，历史并不是没有先例，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就曾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过救助，而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甚至无法履行兑付其部分国债的义务。在如今类似情形下，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英国具有了危机免疫力。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日子快到头了。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的债权国依然还继续向美国放贷，甘愿承受美元贬值的损失和投资破灭的痛苦？答案是它们没有别的选择，它们依赖美国的市场进行出口。因此，中国将不得不容忍美元贬值，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其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缩水。如何能够在不引发美元进一步贬值的情况下撤出在美投资？对此问题，中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目前有种倾向认为中国未受到此次危机大的冲击，中国的领导者可不会相信这种观点。中国现在每年需要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才能妥善安置不断涌入劳务市场的打工者。中国统治阶层的精英们必须采取强制手段分配国家财政盈余才能遏止不断攀升的失业率，避免社会动荡。现在中国看上去似乎会脱颖而出成为这场危机的一个赢家，只要其领导者能够比西方政府更清楚地意识到金融风暴带来的巨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