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膊伸得更长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
自由市场时代，一切都在不停变化，几乎找不到以往的痕迹，而今这一时代自身也在飞速从人们的记忆中滑过。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不断更新，在市场规律下，新产业、新职位、新体验纷纷出现又接连消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学说夸大其词地指出，被许多国家采纳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制将战胜其他任何经济体制。
长期繁荣、失重经济、全球经济大稳定、市场新范式、平坦的世界等新生概念和其他一些雄心勃勃的设想被政治家、媒体、经济学家、银行家、学术机构以及貌似冷静的商人一遍遍地宣扬，以至于成为既定真理。人们愿意相信，将来经济不会突然崩溃，货币不会急剧贬值，政府不会激烈动荡，社会财富不会一夜间化为乌有，不会再有重新划分世界版图的地缘政治冲突……总之，一切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灾难都不会再出现，所有的动乱都已经过去，任何关于未来可能出现类似景象的警告都被当做杞人忧天。
事实上，关于全球经济不会再次崩溃的观点才是天方夜谭。历史没有终结，而是在演进的科技与不变的人性相互作用中继续发展，以往的冲突面临新的转变。政府或许比以往更有能力获取信息，但并没有因此变得更为明智。如果政治家及其智囊人士相信经济繁荣会永远持续下去，那只能说明他们没有历史常识。资本主义或许是迄今为止最富有生产力的经济体制，但表现一直起伏不定。有人认为即便脱离政府调控，市场也能自我调节，保持稳定，要知道这种观点是在苏联解体后20年间盛行的荒唐而不切实际的世界观引导下提出的，其本身即存在问题。
在支撑了70多年后，对其国民采取高度控制的苏联突然解体，这一切都发生在两三年间且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力事件。这一看似坚不可摧的政权瞬间倒台，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这样的警示：接下来的时间，国际局势不可能保持稳定，更遑论世界将开启苏联解体后变革时代的序幕而可以永享太平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衰落是与苏联解体具有相似意义的重大转折事件。当然，美国不会像苏联一样解体垮台，而是很有可能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滑入类似于阿根廷那样长期衰退的局面，但也应该看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是阿根廷无法比拟的。因此，结果将会是美国在许多国家极力宣扬的资本主义模式遭遇寒流，甚至在美国本土都会如此，这一事件看来将对全球秩序的重塑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在本书第1版中，我这样写道：“今日全球放任主义机制可持续的时间甚至比1870~1914年的美好时代更为短暂，后者被世界大战的战壕终结了。”这一观点在10多年前还显得奇特，但从那时开始全球资本主义就出现了许多走下坡路的迹象。俄罗斯政府拖欠债务，高杠杆对冲基金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爆发危机，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强制下调利率，使得全球金融系统未受到大的冲击，但此举也导致经济出现大量泡沫，结果让美国自身变成大量对冲基金的接纳者，外资持续注入美国市场。
目前由于美国的经济泡沫破灭了，全球市场正在重新整合。在全球化进程有利于推广美式资本主义的时候，美国乐于推动全球化进程走向深入。但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白宫理所当然地作出了限制进口的决策。奥巴马政府随后在2009年出台“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的政策，这是对美国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继承，早在1930年美国就曾出台《斯穆特-霍利法案》提高进口关税，引发其他国家采取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大萧条。当然，这并不是暗示当今大国会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但目前世界范围的经济错位将导致长期地缘政治混乱。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充分显现，人们的行为也不会出现奇迹般的改变。人民依然会寻求政府的庇护，而政府通常主要考虑自身的生存，对银行实施紧急财政救助使金融系统免于分崩离析，同时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延缓经济衰退的速度。但是泡沫经济的增长方式本身是不可持续的，试图通过制造新一轮泡沫的方式来应对危机无异于自欺欺人，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逐步走向通货膨胀，在危机爆发前就已显现的资源稀缺局面再次出现，政局因此更加动荡。最终当然不会出现对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机械照搬的局面，当前的危机具有真正的新特点，正是因为如此，不能简单说历史会重演。
市场的复苏不会如同24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那样迅速，世界在一些基础层面上发生了变化，地缘政治环境已不可与过去相提并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印度还处在西方的控制下，俄罗斯在斯大林主义的掌控中，巴西则停滞在“休眠期”。随着自然资源日益稀缺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加速，地理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工业化进程遭遇环境瓶颈的制约，这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根本不存在的情形。此外，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也有所改变，20世纪世俗意识形态被极大地削弱了。这在一方面是件好事，至少纳粹不会再掀起世界范围的大规模运动；另一方面，大规模世俗化运动的溃退也使应对现实冲突更为棘手，因为取而代之的麻烦是激进主义与好战组织结合体（有时以宗教面目出现）的兴起，这些人坚信他们能够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显然，宗教激进分子关于“彻底颠覆现有秩序就能像变戏法似的根除人类弊病”的观念，就如同极端环保主义者认为“凭借可持续发展和可再生能源就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世界”一样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