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里的黑影
接下来的事，是我真正要说的。
“寸磔”后不久，某月黑风高夜，一身手矫健的黑影偷偷攀上了城杆……一大早，守卒发现，崇祯朝最重量级的头颅不翼而飞了，这可是惊天大案，朝野惶惶，巷语纷纷，皆不得其踪，它神秘蒸发了。
明亡后，因抗清之故，袁崇焕继续以“国家公敌”的名义列入讳语。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不知何故，这位文治武功的天子突然挂念起那个被祖辈构陷的宿敌，唏嘘之余，颁诏曰：“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悲悯也好，钦敬也罢，这份来自敌营的尊重，总算给了崇焕一个见天日的机会，也让一户人家走进了历史的视野。
原来，那黑影乃崇焕旧部，姓佘，名不详，后世称“佘义士”。盗得头颅后，将之葬于自家后院，从此隐姓埋名，守墓至终。去世前，他嘱咐家人将己埋在主公旁侧，并要求子嗣做到三件事：永不为官，勤于读书，世代守墓。
这份口嘱，为一部长达370年的家族故事作了奠基。
袁崇焕，这个流浪的冤魂，终于有了人间的地址。
该址的现代描述是：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52号。
我的同事为拍摄《佘家故事》，跟踪数年，留下了丰富的影像资料，也使我得以邻近地感受这个家族。
某天，我特意走了趟那个地方，下车才发现，那儿竟毗邻广渠门，广渠门，不正是袁崇焕与清军最后交锋的战场吗？事实上，墓园的气象出我意料，非但不见恢宏，反而幽僻得有点落寞：青砖矮墙的小院，水泥箍成的馒头坟，碑刻“有明袁大将军墓”，正前有石案，一束枯花散落；将军墓旁有个更小的坟，主人即那位冒死盗颅的佘义士了，佘碑低矮，中有裂缝，显然被修复过。小院二十多平方米的样子，收拾得很利落。
正是这种简朴和冷清，让我确信置身于一家私人墓园。这是纯正的百姓领地，是人住的地方，从草木到瓦片，皆透着一股民宅生活气息。供养它的是人之血脉、体温和炊烟，而非意识形态和权力资本。官方纪念馆的豪华修饰和政治油漆味儿，这里是没有的。
小小墓园有双重身份：将军墓和义士冢。至此凭吊者，也有了两个瞩目点：忠烈英德和侠士高义。
物换星移，三百七十个春秋，佘家后裔共十七代人恪循祖训，栖息在远离祖籍的皇城根下，守着先人，守着先人守着的东西。佘家的生涯故事和崇焕墓的命运沉浮，就像屋檐和瓦草，早已融为一体。人和墓，不是隶属与管理，而是一种亲情，互偎互依、相濡以沫的亲情。某种意义上，将军墓乃佘家的另一座祖坟，精神祖坟。
墓，是佘家的人生基石，也是全部家当。
墓，即宅。守，即业。死，即生。
家难国殇
纵观佘家墓园的命运，有一现象颇值深思：当时代将之忽略和完全遗忘时，它是恬静和安适的；一旦社会和权力有染指企图，哪怕施予宣扬和彰显时，它反陷入危机与挣扎。
和墓的寂寥一样，这个家族的人丁并不兴旺。
如今，佘家嫡传只剩下一位白发老妪：佘幼芝女士。她今年64岁，退休前是一家小仪器商店的售货员。半个多世纪来，她已成墓园最亲密的见证人和叙事者。纪录片《佘家故事》中，佘幼芝反复念叨这样一段话：“反正先祖临死的时候，就是这么交代的，要辈辈守墓，不再回南方了，袁将军是广东东莞人，我们家是广东顺德人，都不回了……”
墓园所在的位置，过去不叫东花市斜街，老北京称“广东义园”或“佘家馆街”。民国初年，康有为领头、各界人士捐资在墓旁修将军祠，康有为题联：“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
1949年后，小院里来过一些大人物，周恩来、宋庆龄、朱德等，都曾在清明来祭扫。1952年，市政府拟把城里的坟墓全部外迁，有四位名流给毛泽东写信，吁请善待崇焕墓。他们是：叶公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信是五月十四号写的，十六日，毛亲笔复函：“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
据佘幼芝回忆，她小时候，家有十几间瓦房。1955年，崇文区建第五十九中学，征用佘宅，另给佘家找了房。为了守墓，佘家没搬，大伯一家住袁祠的南屋，幼芝随母搬进从前羊圈改的房子。大伯和母亲去世后，幼芝就在这间房里结了婚，时值1964年。不久，“文革”开始，袁墓被扒，祠堂倾毁，将军碑陈于荒草，义士碑被垫了台阶，佘家收藏被付之一炬，唯一幸免的是幼芝父母与外婆的一张合影。很快，原本狭小的院落，又挤进多户异姓，并纷纷盖起私房。
终于，浩劫结束，一项拾遗补缺和物归原主的政策开始了。
从1978年起，佘幼芝四方奔走，吁求修复墓祠。这一求就是十几年：无财无物，无权无势，仅凭一张妇人嘴在各个道场笨拙地游说，尤其要就“公——私”“家——国”的动机质疑作各种澄辩，其尴尬和涩苦可想而知。
这个以冢为宅的家族迎来了和平年代最大的考验。第十七代传人和先人一样，有着犟性子，佘幼芝发誓：一日未复墓祠，一日不剪头发！此间，她因病住院，无助时写过一首自勉诗，其中一句：“苦守灵园三百载，谁知我氏心中情。”
首先，崇焕墓面临一个“职称”问题。在中国这个官文化主宰的道场里，凡有价值的物件，无不渴望一件类似“黄马褂”的身份标签，这不仅决定日常待遇，更涉关其自保能力和安全系数，涉关它在危机时所能筹集到的外援。尤其在政治大一统、私产没有庇护的年代，来自权力系统的鉴定和封号极重要。佘家小院也一样，经了那么多风雨惊悸后，它想为自己求一幅门神了，算个小小护身符罢。1984年，在佘幼芝呼吁下，崇焕墓被定为市级文物，职称不高也不低。但就在此时，老问题又来了：拆迁。第五十九中学为扩建，欲把墓迁往龙潭湖公园。佘幼芝急了，几百年了，这墓可从未动过啊……眼瞅着老太太气喘吁吁到处求告，小院的其他住户不满了：旧居不拆，安得新厦啊。冷嘲热讽、奚落挖苦扑面而来。幸好，第五十九中学的提案被驳回，墓址不动。
天不负人，在社会各界的响应下，崇焕墓开修。
1992年4月5日，清明这天，修葺一新的将军墓迎来了首批祭访者。那一天，佘幼芝换上新衣，剪去了长至腰间的发辫，那发辫早已霜白。
墓修了，消去了佘幼芝的最大心病。若说还有啥指望，即崇焕祠了。慢慢，事情有了眉目，2002年初，北京市文物局拍板：重修崇焕祠，兼设纪念馆。
谁知，对佘家来说，有史以来最大的坏消息骤然而至：52号院的十九户居民全部迁出，另予安置，佘家也在其列。
晴天霹雳。它意味着，宅与墓、生与死、家与国——这场延续370年的精神组合，即要被剥离开了。纪念馆无疑是更时尚、更现代化的做法，但它却是对“形影不离”“朝夕相处”的粗暴拆解。于佘家而言，这是骨和肉的拆分。这等于把崇焕墓的“保姆”给驱逐了，把三百年前那个伟大的“遗嘱”给杀死了。它光大了崇焕的名位和声望，却把崇焕墓赖以生存的土壤给剔除了。也就是说，两份同栖共生、浑然一体的东西，它抽取其一。在我眼里，这甚至有“买椟还珠”“杀鸡取卵”的味道，我把守墓这个“活”的精神行为看得比墓地更贵重，更有心灵的光辉和文化的延续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