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祖业
当然，官方并未把佘家完全撇开，作为答谢，作为装饰，拟聘佘幼芝为纪念馆顾问。这份荣誉，与栖息意义的“守墓”已有质别，它意味着佘幼芝及其后人，不能再以生活的方式进入祖宅，只能以客人的名义“回家”。
这算什么呢？文化拆迁？精神征地？
这不仅是个不平等条约，还是个缺少理性和智慧的设计。
佘家，不仅是为崇焕墓服务最久的生活“佣人”，更是其最天然、最权威的精神法人。佘家的忠义，崇焕的忠烈，还有什么比二者更能彼此诠释、互为注脚的吗？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精神组合吗？明明一家人，为何硬将之拆散呢？
为方便旅游吗？为弘扬文化和促成更大范围的公共消费吗？
那就更应维护资源的完整性啊。佘家故事，本身即一支独立的精神资源、一道罕见的灵魂风景，在当代，它比遗址更稀缺，更有资质成为“名胜”。如果说，墓是物质遗产，那守墓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着的遗产。
我实在不解政府那个行为。难道仅仅为了易主？为了让墓地回归人民群众的怀抱？这样的物质归属和户主变更有意义吗？莫非在对方眼里，崇焕墓只是一处地产？
有段影像记录了这段日子的佘幼芝，画面中她泣不成声，伤恸至极。我理解老人的悲愤，她的人生就要变了，这个家族的人生就要变了。
老人一次次交涉、哭诉，希望奇迹发生，希望政府有所动摇，遗憾的是，对方与她一样，所有的耐心都基于一个固执的企图：说服。
我们的编导，用镜头见证了双方的一次对话，下面是一段语音场记——
接待人：“时代变迁了，我们的思想是不是也能变一变呢？”
佘幼芝：“别人的先祖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房子、地、金银财宝，我的先祖却不是的……这个忠义精神，如果说我要把这个守好了，那这就是祖先留给我的遗产。”
接待人：“所以说，我就想能不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住和看墓，不要给它混在一起，就是说这个不矛盾。你可以天天来这里头，天天来看，你晚上回家住，这儿有值班的，你也改善改善住房条件，别一辈子老住那个平房，你是不是也赶上享受一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东西呢？我刚才的那个词可能您不爱听，那咱换一个词，就是说我们不要叫聘，您就是终身荣誉馆长。”
佘幼芝：“如果政府需要我的话，我就回来，如果不需要我回来，那我就不回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地是国家的地，房子现在也成了国家的，如果说这个墓非要换给别人守，行不行呢？当然也行，但我的看法，那样它就失去了一种意义。”
接待人：“我想咱们目的都一样，你今天来跟我谈这个，也是为了把祠修好，咱们要方方面面考虑。第一它作为文物，现在是市级的，将来可能是国家级的，文物有文物法的规定……将来要是修出来，里头绝对是不能生火、做饭的，不能这么去生活。”
佘幼芝：“如果说您让我搬走的话，那就意味着不在这儿守墓了，什么叫守墓呢？形影不离，是吧？一直在这儿，我们先祖死的时候就这么跟后人说的。我们要辈辈守墓，一代传一代，也不回南方老家了，先祖的遗志到现在，已经第十七代了，时时刻刻在我们心里面。祖先不让做官，十七代了没人做官，但祖先让我们读书，为什么读书？读书好明白事理。”
……
搬迁，已是板上钉钉。考虑佘家有困难，文物部门用佘家应得的补偿款三十万元，又贴了四万两千元，帮其买了套房子。2002年5月22日，佘幼芝一家离开了52号，去了几公里外一个新区。
焦平，佘幼芝之子，2003年6月，遇车祸身亡，年仅二十九岁。这位佘家第十八代人的不幸，竟然又和守墓有关。2003年，广东东莞建袁崇焕纪念园，邀请佘家派人守衣冠冢，也许想弥补在京不能守墓的遗憾，焦平愿意前往。当时他在苏州打工，若去守冢，即意味着要在广东定居，正谈恋爱的他，希望和女友同去，于是决定先赴吉林拜见女友的父母，不料此行踏上黄泉。
2004年年初，纪录片完成前，编导再次探望佘幼芝，也许刚经历了丧子之痛，老人情绪非常激动——“我现在心里特别激动，别提这事，一提这事，我心里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在我孩子面前，在我先生面前，我怕他们替我着急，我也不敢难受啊，我就背地里，上厕所或者做饭的时候，我的眼泪啪哒啪哒往下流……我总觉得这是我的遗产，他们说，房子、地是政府的国家的，但是守墓是我自己的遗产啊，他们不能剥夺我这个权利。我要求不高，我要求一点也不高，我要求在附近，哪怕给我一个半平方米的小房，叫我离那儿近一点就行，我出来进去的，我天天能看到它。我心里头疼，我这心都疼……我回去一看，野草丛生，草那么高了也没人剪，那里面什么都有，什么塑料袋、烟卷头，还有他们施工单位往里溅的白灰，我自己拿笤帚扫都扫不出来，一点一点往外抠。”（语音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