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这两者相比，应该更倾向于哪个？我觉得我们目前策略上应该更倾向于民族斗争。其实正是我们这些人，在努力地团结最大多数的同胞，宽容一切可以宽容的人。我觉得不宽容的，恰恰是那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是非常的不宽容。
毛泽东讲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其中政治标准第一。政治标准这一条，压迫者、统治者、利益集团，他们是做得最好的。从国家来说，美国是做得最好的。我在多年的观察思考中发现，美国是最讲政治的，都讲到每个人的骨子里了。美国人基本上都有这个政治嗅觉：你一旦流露出对毛泽东的好感，他立刻整个身体都变化了——他就把你挂到一个文件夹里去了，他对这个文件夹敬而远之。他这个政治工作做得这么好，实际上这是政治挂帅，但是他给你扣的帽子是你讲政治。政治那个东西，它是一个制高点，天王山一样的。他要打掉你的政治意识，自己却老要保持政治意识。这是一个必须要争夺的问题，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比较糊涂的——包括我自己。因为我在文学方面有士大夫的情趣，我有时候也会忽略掉一些问题。比如说前两年的那个《色戒》，一开始我没注意，后来是黄纪苏提醒我，我赶快去看，原来这个问题这么严重。
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政治标准。我觉得现在尤其要强调这点。因为政治标准讲的，不是一个口号的问题，而是一个对谁有利的问题——对哪些人有利，对哪些人利益大，对哪些人利益小。我觉得目前在国内，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向人民讲清楚，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但是对谁有利对谁有弊，这个利益的大小，要讲清楚。
现在民族矛盾是一个重点，但是我们心里要非常明白，根源还是阶级问题。不解决这个阶级问题或者不缓和矛盾，是不可能解决民族矛盾的。
这个“讲话”还谈了普及和提高的问题。这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整个的文化机制就是打压向着工农群众的普及。我们的网络媒体大量地充斥着粗俗的、色情的、直接刺激你欲望的东西。那个不是“普及”，那恰恰是迷魂药。普及不是说形式上的普及，它的内容应该是高尚的、高级的，应该包含着深刻的思想，而不是那些注了水的东西。我们现在看到貌似为底层人民服务的，其实那些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对他们有利的。
我前天在“海峡卫视”谈深阅读和浅阅读的问题。有一位嘉宾是《南方周末》的，他说人就应该浅阅读，人就应该读网络上的东西，因为这是人性的、大家都需要的等等。但是他说的需要呢，其实是被制造的消费欲望，包括消费文字的欲望，是把民众变成没有头脑的、没有自制能力的人，推销什么，他就买什么。而我们所说的这个普及，它的骨子里应该是一种不谋商业利益的，为人民长远利益考虑的，形式上要容易懂的。在我们学术界这么做，有非常大的阻碍，需要非常强大的意志力来这样做。因为我们实际上的第一读者是文化界的人，是文化界的同行。文化界的同行呢，有很深的阳春白雪情结，他会觉得你这种东西像通俗文艺，像郭德纲、赵本山之流。
这几年我为什么要高度评价郭德纲和赵本山呢？因为我的文艺观念是不分类别的，不存在哪种类别是天然低俗的。任何一种类别，都可以有杰作、有巨著、有经典。看他是雅还是俗，最后还是要用“延安讲话”的标准，首先看政治标准。我们把赵本山演的小品重新看一遍，赵本山始终在坚持着人民立场，在非常严酷的审查制度下，坚持为老百姓说几句话。他的节目被枪毙那么多次，到最后播出的时候还带着锋芒，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郭德纲也是，他上不了春晚，他就是要坚持上不了春晚的那些东西；他就是要讽刺权贵，他就是要讽刺歌功颂德的，讽刺那些图解政策、歌功颂德的又不会说相声的人。我觉得就要鼓励他。他们可能也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们有时候还是从商业角度来考虑。我觉得要给他们一些这样的鼓励，使他们知道你是代表着人民说话的，努力地讲出官民矛盾、民不聊生的。你把他们和其他的小品相声演员作品一对比，这个情况就很鲜明。
郭松民（以下简称“郭”）：赵本山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遗产”，是在当时人民公社的文化体制中培养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