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8周年发言
孔庆东(以下简称“孔”):今天正好是5月23号,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做总结的那天。那个座谈会开了三个礼拜,不到一个月。5月2号做的开场白,5月23号做了这个总结。我刚才打车来的路上,拿着这个“讲话”在那读,司机一看很奇怪:多少年没见有人拿毛选了。我上次来讲也拿了这本,我拿着这个讲话,一边温习找找感觉。
对于这次“讲话”的内容,我们中文系的都比较熟。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讲话”的基本内容,但是说实在的那时候没怎么往心里去,因为觉得他讲得特别简单明了。大道至简,我们没有去想这个大道,总往简的方面去想,觉得这个很朴实的道理没什么可琢磨的。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很轻易地把它给抛弃了。
八十年代我们一上大学,就去学高深的文艺理论,主要是西方的,一进大学就读克罗齐,从《拉奥孔》开始一路读下来。我现在觉得很多人是歧路亡羊,在小道上奔跑,奔跑奔跑就忘了这个大道。到了九十年代,万流归海,发现老毛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说一千道一万,他又总结回来。由于他是面对那些人,对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来讲啊,他们不可能采取那种学术研讨会的方式。他这个“讲话”本身就是简洁明了的,我们不能说这个“讲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可以探讨很多细节,他讲得比较简单,但是这个大问题,我觉得是有一个当下针对性的。我也不断地反思这个大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立场问题,就是重提我们今天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讲的是文艺,我想可以扩大到文化工作。我们做的整个文化工作,包括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毛强调四种人——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没有忘记知识分子,没有忘记市民。我们今天这个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今天这个环境有什么变化?今天我们的文化工作,总体上不是为工农兵的,已经明显发生了偏差,所以我在工作实践中努力地调试、调整,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底层的劳动者。
我也的确有一部分的工农兵读者。最近有一个北大保安,叫做张进京,他天天看我的博客。他现在开始读书,读正经书。解放军的基层官兵,我也接触过一些,他们读我的一些书。但是我反思,总体上仍然未能改变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我还是过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基本倾向和情趣还是这样的,但是我愿意向讲话所指出的方向不断地靠拢。
在这个讲话里边,毛泽东也说过了,他自己也有个转变过程,别人的衣服,如果是知识分子的,他可以穿;如果是劳动人民的,他觉得别扭,他不能穿。人总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也有一个过程,努力地和三教九流的人接触。我倒是一直是这样的,没有改变过。我从小就觉得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没什么劲,从小就和坏孩子打交道。我现在也喜欢在小饭馆里吃饭,跟一些民工说话等等。但是我现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的立场仍然是一个士大夫的立场,仍然是带着我的趣味,好像有一些东西是不可改变的。这是一个困惑。我就想,我们以前大量知识分子被改造后,为什么产生了怨恨、抗拒,然后到今天反攻倒算。我昨天看了范曾的回忆录,他说他到“五七干校”去劳动,他看成是一个迫害。但是范曾对毛泽东还是很有感情的,他还喜欢毛泽东的诗词,然而对那段生活,大部分的那些人都有一种抗拒。
所以我想这个立场改造,是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到底改造到什么程度。这就像儒家所说的无限的自我修养,这个无限的自我修养,对人要求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讲话用了很大的篇幅,掰开揉碎地讲要为什么人——为工农兵,为什么?这个讲话有一个环境,当时是抗日战争这个情况,我觉得依照中国今天的这个状况,现在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现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都空前尖锐——实质上的尖锐,但是在文化层面没有得到显扬,民众意识不到。从文化工作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