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出现了这个情况，但是西方国家好在它们的学者对此早有警惕。比如说美国，它的命运实际上就掌握在一万多个精英里面，为了这一万多个精英，它起码要培养几十万的精英，它有几十万人或者上百万人是真的打通文史哲，打通数理化，甚至从文化到科学到技术都能打通。一个民族要有这么一个精英团队，去领导那些文化不那么高的各行各业的纯技术人才，所以它这个国家发展得比较健康。
中国说向外国学习，没有学到人家的真谛，不知道什么是人家真正的宝贵经验。现在顶尖人才越来越少，什么是顶尖人才？就是有文化的综合型人才，就是像王选、华罗庚这样的，我们现在就缺乏这样的人才。现在是唯数据至上，每年培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全世界第一，好像再过几年中国发表的论文也全世界第一了。人口基数这么大，这些数据都是自欺欺人。中国现在最缺乏的不是大学生，而是专科生和技术工人。工厂里的工人多是简单的打工者，少见高级的“技术大拿”。过去，技术大拿是很受人尊敬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能够代替的。
高端的技术人才少出、难出，跟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的知识结构有关。长期以来，领导班子当中大量的技术人员扎堆，不是说技术人员不能担任领导，而是说一个领导集体里边技术人员的比例应该是进行科学调配的。发达国家的领导班子，不可能全部由技术人员来构成。不是要学习美国嘛，你看美国，人家宁肯选一个演员来当总统，也不选一个技术员来当总统。因为演员通过扮演人物，他能体会人间的道理，他是有视野的，有大局观的。
最近中国各级领导班子有所调整，但是力度还不够。因为一个健全的领导班子的构成不是加法的关系，不是一个工科再加一个理科、文科，而是让大多数官员既有自己的专业，又能拥有超越自己的专业去看问题的视野。以前批评“政治挂帅”、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这样领导的确会出问题，但是进一步思考，内行领导内行就一定相安无事吗？内行领导内行也会出现问题，如果这个内行也是一个纯技术官僚，就只重视自己的专业，没有一个整体的全局视野，有时候可能还不如外行。相反，二流、三流学者当领导可能效果会好，因为他们的视野更开阔，工作做得也会更平衡一些。我去过很多单位，接触过很多领域，发现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不仅导致文化氛围受损害，而且技术也连带止步不前，在这种情况下出不了真正的技术人才。
通识教育的矫枉之弊
通识教育兴起于西方，旨在填补分科教育的盲区，培养文理兼通的人才。国内大学近年来师法通识教育的想法是好的，至少说明我们发现了问题，所以才想超越学科界限，培养整体型的综合人才。但问题是北大的元培实验班，还有其他学校的一些所谓国学班，在具体的课程实施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大家还是用加法的思维来理解通识教育。比如元培学院以为，请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老师来分别讲讲课，就能培养出兼通三系的博学人才了，其实不对。元培学院搞了这么多年，对北大来说，招生的魅力恐怕盖过了实际的初衷，就人文方向而言，它远远不如文史哲任何一个系，因为博学的人才不是那样塑造出来的。比如说《史记》，你能说它只是历史著作吗？它同时也属于文学范畴。我们古代的很多典籍无法简单归类，往往都是跨学科的，所以需要整体认知再融会进自己的精神生命中，而不是搞成文史哲几大版块来分别灌输。
今天人文专业出来的著名学者，凡是真正有成就的，他都是能够自觉自悟的。比如中文系的李零老师，很多人认为他是历史系的，我一说，他们知道他是中文系的就很吃惊，“啊！你们中文系的学者怎么懂那么多东西”？我说为什么不能啊，你看我们现在中文系的学者，古代有李零，当代有韩毓海，不但能打通文史哲，还能打通政经法。这就是我们的古人做学问的路子，古人做学问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今天上点儿哲学课明天上点儿历史课那样培养的。整体认知而非分科灌输，这就是文化与技术的一个显著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