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分歧
三年大饥荒虽是坏事，但也让毛泽东意识到不能一味盲目地大干快上了。为顾全大局，从1961年，中央将钢产量从原定1800万吨下调到850万吨，这为全面的经济调整做了准备。1961年5月宣布解散公社食堂，基本废除供给制；1961年9月，分配权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小队，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带头做了自我批评，会议民主气氛较为浓厚。刘少奇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将三年灾害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主张的“三自一包”（自留地、发展农贸自由市场、企业自负盈亏，农民可以包产到户）、“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限制），虽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施，但其中蕴涵的打破单一公有制的工业、农业发展格局，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思想，还是对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加了一把劲。但这些主张在毛泽东看来，纯粹是反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接下来从1963年至1966年掀起的“四清运动”（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从起初的清理经济问题，逐步升级为思想路线问题、政治问题。而到1965年又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直指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毛刘之争说到底是个人权力之争。其实不然。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形势估计深为不满。这一点从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过高评价林彪讲话中可以看出端倪。
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试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分田单干与继续维持人民公社制度成了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促使毛泽东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1962年8、9月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明确指出：“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了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