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州政府债务总计仅2 650万美元，到1835年达到6 650万美元，1839年已攀升至1.7亿美元。显然，很多州都面临债务违约风险。此时，美国辉格党效仿其联邦党前辈，要求联邦政府发行价值2亿美元的债券用以偿还所有的州政府债务。
然而，美国公众（包括那些陷入财政困境的州的居民）都强烈反对联邦政府的救助。英国人惊讶地发现，普通美国民众对自身债务的关心，远超过对自己州政府债务的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国外资本家真的不愿再借钱给这些州，后果会如何呢？佛罗里达州政府如是回应：“谁在乎他们会不会借钱给我们？反正我们现在已经债务缠身，连利息都还不上了。”参见The Floridian, March 14, 1840. Quoted in Reginald C. McGrane, Foreign Bondholders and American State Debts (New York: Macmillan, 1935),pp. 39—40。美国人还指出，银行（包括美国第二合众国银行）谴责州政府违约的同时，却停止铸币兑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为紧缩负责。
让那些债务持有人去找合众国银行或者其他的银行去吧。为什么穷人要为此而被课税，为什么要穷人来偿付那些富有的国外投资者。（p.48） 1830年，外国投资者们中止了对州政府的借贷，这对各州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它们再也不能通过举债来大肆挥霍了，同时也避免了以征收重税的方式支付债务本息。公众的这一精明之举表明他们意识到自己和政府是分离的，甚至有时是对立的，而不是所谓的统一体。
1845年，奉行杰克逊主义的波尔克政府结束了关于联邦政府是否应该承担债务的激烈争论。到1847年，美国西部和南部的4个州拒付全部或部分债务，其他6个州则在拖欠了三到六年之后才进行偿还。这四个拒付的州分别是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和密歇根州；其他州包括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路易斯安那州、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
1839—1843年间的通货紧缩对于美国的整体经济来说是一件好事，它清理了许多不良投资、债务和不健全的银行（包括罪魁祸首——第二合众国银行）。但大规模的通货紧缩是否会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对生产、贸易和就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呢？答案出乎意料——没有。四年的通货紧缩使得实际投资下降23%，但与之相反的是，实际消费增长了2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6%。似乎只有通货紧缩的最初几个月经济处于艰难中，但其他大部分时间经济都处于增长期。特明教授对此次通缩和一个世纪之后，即1929—1933年的灾难性通缩作了精彩的对比分析。在1929—1933的四年当中，货币供给量和物价水平下滑的幅度低于前者，而银行数量的减少幅度超过前者。但是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是显著不同的。在后者的通缩当中，真实的消费和国民生产总值是显著下降的，同时伴随实际投资的灾难性下滑。特明恰当地指出，两次通货紧缩的影响不同，原因在于19世纪的工资和物价可以灵活自由地下降，所以大规模的通货紧缩降低价格，但并没有削弱实际生产、经济增长或生活水平。相比之下，20世纪30年代政府设置了许多障碍来阻止物价尤其是工资的下降，给生产和失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参见Temin, Jacksonian Economy, pp. 155ff。
214杰克逊主义者并没有打算永久地保留这些宠儿银行,所以，杰克逊挑选的接班人范布伦采取积极措施建立独立的财政体系，在他试图建立的财政体系中，联邦政府不赋予任何银行特权，政府资金只以铸币形式保存于国库及其分支体系中，而不借助于中央银行或州银行。范布伦在1840年成功建立了独立的联邦金库系统，由它掌管联邦资金，保证财政独立，防止银行利用联邦资金捞取好处。但辉格党领导的政府在第二年将其废止。直到1846年，民主党总统波尔克最终恢复了独立财政体系，此后一直维持到南北战争。至此，杰克逊主义者最终实现了联邦政府与银行体系完全分离的梦想，并将财政置于纯粹的铸币基础之上。从此以后，有关货币体制的角力只会发生在各州之中。
14.219世纪30年代到南北战争时期：分散化的银行业
1837年和1839年的金融危机过后，民主党更加倾向于杰克逊主义，前所未有地热衷于硬通货。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民主党殚精竭虑地寻找证据来否定部分准备金制度的合法性。19世纪40年代末，在许多西部州的制宪会议上，杰克逊主义者努力争取在法律中加入禁止部分准备金制度的内容，但是在几年后，辉格党废除了这些条文。为了消除民众对银行的反感，辉格党人采用了自由银行制度（free banking）的概念。
19世纪30年代后期，自由银行制度的概念在纽约和密歇根州得以正式使用；19世纪50年代早期则在15个州被普遍接受。215南北战争前夕，美国33个州中的18个已经通过了自由银行制度法。参见Hugh Rockoff, The Free Banking Era: A Re\|Examination (New York:Arno Press, 1975), pp. 3—4。
需要强调的是，南北战争之前的自由银行制度和本书之前提到的经济术语自由银行制度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在真正意义的自由银行制度下，银行业的进入是完全自由的，而且政府对银行既没有补贴也不进行控制，银行一旦不能兑付铸币就必须关门歇业。
然而南北战争之前的自由银行制度却不是这样的。维拉·C.史密斯（Vera C. Smith）将内战之前的银行体系描述为“缺少自由的分散化”；索科洛夫（Hugh Rockoff）将其视为“自由放任主义的对立”。参见Vera C. Smith, The Rationale of Central Banking (London: P.S. King & Son, 1936), p. 36, also ibid., pp. 148—49, Hugh Rockoff, “Varieties ofBank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1840—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 (March 1975): 162, quoted in Hummel, “Jacksonians,” p. 157。我们已经看到，每当银行因过度扩张而遇到麻烦时，铸币兑付就会周期性地暂停（内战之前的最后一次暂停发生在1857年）。诚然，在真正意义的自由银行制度框架之下，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银行就可以自由成立，不需要为了获得一张经营特许状而四处游说。但是现实中银行受大量条条框框的限制，包括州银行委员会颁布的规章，以及很高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等，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银行业的自由进入。南北战争之前的自由银行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银行能够以其投资的政府债券为基础来扩张银行券的发行和支票账户的设立。实际上，政府债券就成为了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可以在此基础上多倍扩张货币供给。216这就意味着银行购买的政府债务越多，创造的货币和信贷就越多。因此，一方面，银行能够将这些政府债务货币化；另一方面，政府也乐于发债融资，于是它们一拍即合推动了通货膨胀。
除了不时地允许银行暂停铸币兑付外，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还赋予了它们另一项特权——允许用纸币缴纳税款。另外，设立跨州（有时甚至是州内）分支银行是被禁止的，这极大限制了银行间以铸币兑付的速度。银行券和支票的清算业务逐渐弱化，进而自由市场对银行信用扩张的限制作用也被削弱了。
州政府为公共工程融资的强烈意愿，是其补贴和推动银行信用扩张的重要因素。即便是不支持铸币流通的布雷·哈蒙德（Bray Hammond），也承认“这些野猫银行野猫银行（wildcats）是指那些发行没有足够铸币支持的银行券的银行。——译者注不会借钱给农民，也不会考虑农民的利益。他们提供的信贷不是用来满足农民的需求（他们太节俭而不愿意接受这些野猫银行的钱），而是为政府部门融资用以改善公共设施的”。参见Bray Hammond, Banks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627。关于1839年后杰克逊主义者及其对手的其他史实，参阅William G. Shade, Banks or No Banks: The Money Issue in Western Politics, 1832—1865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2); Herbert Ershkowitz and William Shade, “Consensus or Conflict?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State Legislatures During the Jacksonian Era,” Journalof American History 58 (December 1971): 591—621; and James Roger Sharp, The Jacksonians versus the Banks: Politics in the States After the Panic of 183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