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主义改革和中央银行保卫战经历1819年的恐慌之后，美国政府开始致力于一系列杰克逊主义改革，比如自由主义、硬通货并推动货币和银行部门独立于联邦政府之外。19世纪20年代，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和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成立了新的民主党，并试图沿用原先强硬派共和党人的理念和主张来管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
第二合众国银行本该在1836年进行特许状的续签，但是新民主党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阻止国会批准续签。时任第二合众国银行总裁的是尼克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他和费城的金融精英们 参见Philip H. Burch, Elites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Civil War to the New Deal (Teaneck, N.J.: Holmes and Meier, 1981)。一起牢牢掌控中央银行。察觉到新民主党的动向后，比德尔迅速作出了一个决定：要求国会于1831年提前更新第二合众国银行的经营特许状。208然而，杰克逊总统很快洞悉了这个意图，否决了这个议案。
在1832年成功地否决了特许状更新之后，杰克逊总统又将原本存于第二合众国银行的财政资金转移至一些州立银行中（这些州立银行后来被称为 “宠儿银行”），这意味着剥夺了第二合众国银行作为央行的地位。最初，这些“宠儿银行”共有7家，但是为了防止这些特权银行形成寡头垄断，截至1836年底，杰克逊派将这些银行增至91家。同年，因为联邦特许状到期，比德尔不得不将原先的中央银行转变为一家宾夕法尼亚州的州立银行，并在此后将其作为一家普通的州立银行运营了数年。
经济史学家们以前一直笃信，杰克逊消灭第二合众国银行以及将国库资金转移至州立银行的行为是鲁莽的。他们认为，各州立银行在摆脱了中央银行的控制后开始无节制地发行纸币，而随后的两次银行挤兑恐慌和灾难性的通胀也是因此产生的。
然而最近，史学家们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关于杰克逊和央行保卫战的精彩历史评述，参见Jeffrey Rogers Hummel, “The Jacksonians, Banking and Economic Theory: A Reinterpretation,” The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2 (Summer 1978): 151—165。首先，在比德尔的管理下，第二合众国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和设立的支票账户余额从1823年1月的1 200万美元上涨到1832年1月的4 210万美元，年均增长27.9%。基础货币的急剧膨胀，导致货币供给总量相应地从8 100万美元猛增到1.55亿美元，年均增长10.2%。无疑，19世纪20年代货币扩张的根本动力来源209就是第二合众国银行,它根本不是限制州立银行的扩张，相反，它是信用膨胀的始作俑者。
虽然从表面上看，商品批发价格指数在1823年至1832年间基本保持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信用的膨胀没有副作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指出，任何形式的银行信用“扩张—收缩”都会导致经济的“繁荣—萧条”交替循环，但是价格未必上升，其原因在于产品和服务的增长吸纳了多余的货币。1929年经济大崩溃之前也发生过类似情况。货币信用扩张带来的经济繁荣并不必然导致价格上升。然而，它必定导致价格高于无信用扩张时的水平。19世纪20年代，如果没有信用扩张，价格应该会下降，这正如一个世纪后价格的下降使得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投资和生产的巨大繁荣带来的福祉一样。
历史学家们还指出，大多数州立银行都非常希望第二合众国银行的经营特许状获得续签。除了纽约、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和乔治亚州的银行外，其他的州立银行都完全支持第二合众国银行。参见Jean Alexander Wilburn, Biddle's Bank: The Crucial Yea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18—19。如果第二合众国银行对各州银行的扩张有着限制性的影响，为什么州立银行还会支持它呢？
实际上，第二合众国银行在19世纪20年代制造的货币信用扩张使得州立银行意识到，中央银行的存在能够帮助它们进行信用扩张，所以，这些州立银行才会在19世纪30年代的中央银行特许状续签斗争中站在中央银行一边。此外，19世纪30年代信用扩张带来的经济繁荣并非始于1833年杰克逊进行的存款转移，而是早在三年以前（即1830年）以第二合众国银行进行信用扩张为开端。从1830年到1831年末，货币供应总量从1.09亿美元上升到1.55亿美元，一年内实现了高达35%的惊人扩张。210而这次信用规模迅速扩张的导火索正是中央银行，它发行的纸币和设立的支票账户余额在1830年1月到1832年1月期间增长了45.2%。参见Peter Temin, The Jacksonian Economy (New York: W.W. Norton,1969)。
不可否认，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在1833—1837年期间迅猛上涨。从1833年初到1837年初，货币供应总量从1.5亿美元上升到2.76亿美元，四年时间增长84%，年均增长21%。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从1834年春的84上升到1837年初的131，不到三年的时间增长了52%，年均增长19.8%。然而这次信用扩张的直接原因是墨西哥的银币大规模涌入美国。（墨西哥政府铸造不足值的铜币，却极力保持铜币与白银的平价，造成了银币外流。）同时，部分准备金制度放大了这种效应，正是由于这项制度，银行能够在铸币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银行券和设立支票账户余额，进一步增加了货币供给。
年，繁荣告一段落，紧随其后的是不可避免的衰退。墨西哥因为白银的大量流失被迫中止了铜币的发行墨西哥被视为铸币流入的源泉，见Temin The Jacksonian Economy, p. 80。休·索科洛夫（Hugh Rockoff）进一步指出，铸币涌入的原因在于不足值的墨西哥铜币，详见“Money,Prices, and Banks in the Jacksonian Era,” in R. Fogel and S. Engerman, eds.,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 454。，英格兰银行由于担心本国发生通货膨胀，于是减少货币供给，提高利率。1836年末，英国的信用紧缩引起了美国棉布向伦敦出口贸易的萧条，随之而来的是美国贸易和银行业的紧缩。
为了缓解铸币需求的压力，1837年5月全美国的银行（包括原来的第二合众国银行）211暂停了铸币兑付，政府对银行的这种行为采取默认态度，并且接受以纸币缴纳税款。由于铸币兑付的暂停，纸币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美国国内的跨州贸易陷入瘫痪。
银行并不指望铸币兑付会永久性停止，因此它们极不情愿地开始紧缩信用，为重新开启铸币兑付作准备。果然，法院判决纽约的银行必须继续铸币兑付，其他银行在1838年也开始纷纷恢复铸币兑付。1837年间，货币供给量从2.76亿美元下降到2.32亿美元，一年之内跌幅达15.6%。人们对银行的不信任导致了对铸币的需求大幅增加，铸币持续进入流通领域，由此大大增加了银行的紧缩压力。从1837年的2月到9月，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从131下滑至98， 7个月内跌幅超过30%。
这次有益的通货紧缩使得经济在1838年得到迅速复苏。然而不幸的是，随着铸币兑付的重启，人们对于银行的信心也逐渐开始恢复，货币供应量又开始缓慢增长，而价格则上涨了25%。两年前的1836年，杰克逊总统曾将大量的财政盈余按比例拨给各州政府，然而州政府无节制地花费这笔经费并造成1838年又一次的虚假繁荣，不仅如此，他们还大量借钱投入到公共工程上。这些州政府幻想1838年的棉花市场大繁荣会持续下去，并指望英国等国家会购买他们新发行的债券。但是第二年棉花市场崩溃了，由于后续资金跟不上，在建工程也被迫中途下马。棉花的价格大幅下跌，外贸遭受严重打击，银行面临紧缩压力。此外，第二合众国银行由于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棉花投机，因此不得不在1839年秋再次被迫暂停铸币兑付。尽管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继续坚持铸币兑付，但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还是掀起了新一轮暂停铸币兑付的浪潮。最终，在一手导演了这次繁荣和萧条后，第二合众国银行终于在1841年寿终正寝，并退出了历史舞台。
爆发的危机导致经济连续四年陷入货币和通货紧缩状态。许多不健全的银行被淘汰，银行的数量减少了23%。货币供给从1839年初的 2.4 亿美元减少到1843年的1.58亿美元，跌幅高达34%，年均跌幅为 8.5%。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下跌的幅度更大，从1839年2月的125下跌到1843年3月的67，跌幅达到42%，年均下跌10.5%。在这次货币紧缩和通货紧缩的压力下，大量的州政府债务也面临险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