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尔街实施紧急援助的资金数额巨大，同时，美联储也为银行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而这在近年来已经成了决策者们面对金融震荡时的标准反应。不管什么资产出现了危机，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官员都会本能地扔出大笔的钱。在谈到“稳定”体系和对其进行“资本调整”时，他们则显得无比镇定。简单说来，这意味着挽救银行家的资产，并使他们免受惩罚。我们知道，1994年墨西哥的“比索危机”是由于金融救援才得以平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则依靠向金融市场注资才平安度过；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旦离开了政府的紧急援助，就无法继续存活下去；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安然公司的没落引发对金融的忧虑后，资本市场需要额外的悉心照料。财政部官员曾大胆地假设，理性的、对某一资产有兴趣的私人投资者永远不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威胁，因为他们非常聪明，会在投资之前对所有的相关信息进行有效的评估，并且能正确地衡量所有的风险—这些官员也因此认为上述所有的救援活动都十分必要（尽管没能阻止雷曼兄弟的破产），并对这一大胆的假设深表遗憾。
2008年，美国最大的银行以及为其撑腰的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都得到了政府的紧急援助。然而，当面对广大市民持续恶化的经济状况时，决策者们却不闻不问。为了维持他们认为的体面的生活，数百万美国人只能依靠借贷，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政府官员比较青睐将此次经济崩溃归结为发放高风险贷款的说法，而对危机是由民间大量借贷引起的说法不屑一顾。不可否认，金融经济曾经盛极一时。尽管不时被紧急援助计划扰乱，但此前几十年的相对冷静还是吸引了投资者冒更大的风险进行投资，希望这些投资能够取得更大的回报。然而，并不是金融经济出现了问题，真正的问题存在于实体经济中。
在决策者眼里，普通美国人沉重的债务确实是有待纠正的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认真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环境因素。官员们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实在是挥金如土，正如财政部长盖特纳所说的一样，他们没有多少储蓄，却拼命地透支消费。中国被认为是过度储蓄而消费不足，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截至经济衰退到来之前，中国确实积累了巨额的储蓄，并且将这些储蓄中的一大部分借给了美国。另外一些国家的储蓄同样也流入了美国，如日本、德国和石油生产国等，这些储蓄使美国人能够负担借贷的成本。但是，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推论，要治疗美国的经济病症，大部分美国人必须少借多存，勒紧腰带，量入为出地生活。他们的经济逻辑也需要一次巨大的跳跃，尽管有人对这个跳跃心存疑问。
如果大多数美国人从经济发展的益处中获得的份额得以保持，那么他们的生活水平至少会跟以前持平。他们可以把钱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即使失业或者工资下降，他们也能够维持开支。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感到有借贷的需要了。问题不在于他们没有量力消费，而在于当经济增长时，他们对自己的购买力有所期冀，然而他们的工资水平却无法使他们的合理期冀得以实现。
简单说来，问题在于基本的协议已经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