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假设肯尼斯·刘易斯将2007年得到的那1亿美元平均分给500个人，每人分到20万美元。假设他们每人花掉15万美元—这在纽约及其周边地区或其他的大城市里都不是什么难事，然后将剩余的5万美元储蓄起来。那么，这500人的消费总额就达到了7 500万美元，并且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用来支持美国的就业。我们可以想得更深入一些，假设刘易斯的那1亿美元支付给了2 000个人，每人得到5万美元—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2007年的年收入也只有这么多，这2 000个家庭很有可能将得到的钱全部花光，或所剩无几，这些钱主要用于购买服务。因而，这1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就会直接流入美国的经济中，使就业水平得以维持。
在2008年经济彻底崩溃之前，美国大约一半的消费开支是由国内收入最高的1/5人口贡献的，而总消费中大约40%来源于10%的最富裕人口。这不是因为那10%的最富裕人口挥金如土，而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占到了国民总收入的50%。如果广大的中产阶级能够分配到更大比例的收入，那么总消费就会比现在多得多，中产阶级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债台高筑。
这个观点并不是为更多的个人消费辩解，我只是想劝诫人们多关注一下社会对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以及它对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能力，包括节能减排的需求和能力。此外，教育、公共娱乐和艺术消费也能使更多人的日常生活更加有意义，让他们身心愉快，而这些不会增加任何物质消耗。
许多非常富裕的美国人都异常慷慨。安德鲁·卡内基出资修建了图书馆和歌剧院。约翰·洛克菲勒和他的子嗣们建立了一个闻名世界的基金会，在世界各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最近的“钟摆”过程中，比尔·盖茨和他的妻子梅琳达也建立了一个大型基金会。2006年6月，沃伦·巴菲特许诺，将把他总资产的大部分捐赠给这个基金会，以支持该基金会的活动。这些行为都值得称颂，但是，它们都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这些行为本身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使国民能够更多地分享国家繁荣。（从伦理的角度来讲，这里所说的平衡是很脆弱的。举一个例子，如果微软公司的经营出现问题，其软件以更低的价格销售，那么中产阶级美国人就能用省下的钱来购买平板电视。而比尔·盖茨的财富就会因此减少，他也会减少对艾滋病研究和其他盖茨基金会重点项目的捐助。）
毋庸置疑，拥有巨大财富的诱惑能激起巨大的创业热情，这将造福所有人，企业需要吸引足够的人才，但问题是，为了提供足够的动力，我们必须思考到底需要有多大比例的国民总收入分配到上层群体的手中。2007年后发生的事情表明，理查德·福尔德那1亿美元的补偿金并没有给他提供动力，从而使雷曼兄弟的股东和客户受益。这不禁让人们产生怀疑：比这更高的金额会不会产生更好的结果？确实，如果他只拿到1 000万美元，或仅仅200万美元的话，他也不可能表现得更差。巨额财富的高风险诱惑能刺激伟大成就的达成，但是正如凯恩斯在研究20世纪20年代英国收入和财富的巨大悬殊后发现的一样，“低风险同样可以达到目的”。
伊寇斯的深刻洞察并不是对富人的抨击。他只是提出经济和社会需要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组织方式，在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经济增长的益处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共享。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决策者们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实体经济上，而不是仅仅依靠金融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