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曼兄弟无力偿还其债务的前一年，时任其首席执行官的理查德·福尔德获得了价值5亿美元的薪资和股份。福尔德在派克大街上拥有一所价值2 100万美元的顶层公寓，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拥有一项估价为2 500万美元的地产，其艺术品收藏的价值也将近2亿美元。私募基金公司黑石集团的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也是挥金如土，仅他60大寿的宴会花费就达到了500万美元。微软的合伙人保罗·艾伦拥有两架波音757型飞机和一架直升机。其他大富豪，如范德比尔特家族、卡内基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等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大兴土木，举办盛宴，并拥有铁路和油井，然而，他们只适度地消费其年收入中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中间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少之又少，事实上，就算有不计其数的奢侈享受和诱惑摆在富人面前，他们也只会消费其财富的一小部分，要增加他们的消费开支是很困难的。消费掉数额巨大的款项这样的“事业”是极具挑战性的，很少有人拥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体力来完成这项“事业”。拥有财富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财富拥有者很高的社会地位，并获得那些财富渴求者的热切崇拜和关注，而不在于它所赋予的购买力。
事实上，这些富人从来没有将其积累的财富挥霍殆尽的念头。富有改变了欲望的本质。在接下来的部分里，我将会详细论述这些富人在获得财富的第一波兴奋感过后，幸福感骤然消失的问题。第一次吃的馅饼总是最好吃的。任何一种东西一旦我们拥有了太多，即使还有多余的放在那儿，也提不起我们的兴趣来（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会让我们觉得反胃）。有人可能已经拥有4座住宅、5辆跑车，在餐厅里吃过100次配有80美元一盎司的白鲟鱼鱼子酱和产于高顿–查理曼酒庄的顶级葡萄酒的晚餐。尽管这样，他们又能得到多少额外的 幸福？保罗·艾伦的第一架757飞机可能令他身心愉悦，但是，当他拥有两架飞机时是否还有着同样的兴奋呢？
有这样一个伦理论证，其核心是对富人和穷人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该论证来源于一个心理学真相。伦理学有一个分支叫做“功利主义”（又称实用主义），在19世纪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他认为所有法律的目的都应当是尽可能地实现幸福的最大化，并且要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幸福。边沁认为，从富人手中拿走1 000美元赠与穷人，这样可能会稍稍降低富人的幸福，但是会大大提升穷人的幸福。边沁认为，对富人征税用来帮助穷人有助于增加幸福的总数。
伊寇斯和凯恩斯认识到，要从覆盖面更广的经济合理性角度来组织经济，使富裕阶层无法积累不成比例的巨额资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维持足够的总需求。假设肯尼斯·刘易斯在2007年千方百计地将其1亿美元薪酬的1/4花掉，他也还剩下7 500万美元，但是他花掉的2 500万美元却可能为美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筑工人会在他的地产上进行扩建；餐馆和零售业工人会为迎合他的胃口而进行改良；医生及医院员工会时刻关注他的健康状况；财务顾问、会计师和税务律师会为他提供理财服务；私人教练、治疗专家以及按摩师会为他舒缓身心压力；技术人员会修理和升级他的音响系统、个人通信系统和汽车；专门有人打扫他的房间、为他洗衣服和看管花园；有人为他驾驶私人飞机和豪华轿车。而他储蓄起来的那7 500万美元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少得可怜。如果不将这些钱储蓄起来，或不将其投入投机的狂潮中而用来投资的话，它们将会以电脉冲的速度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流通，并获得最高的回报（当然，他购买的很多商品是在国外组装的，但是其绝大部分直接消费将用于购买国内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