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代的创新

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真是出生在了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他本该生活一片光明,前途无量。1892年康德拉季耶夫出生在莫斯科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后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并在25岁正当年的时候任俄国政府的供应大臣。

接下来他主持成立并掌管了经济活动研究所这个很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并为当时的苏联制订了“五年农业计划”。但1928年政治风云突变,事情的发展开始对康德拉季耶夫不利。由于被指控是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政党的头目,他从研究所的领导职位上被撤了下来,不久被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下令处以死刑。

虽然康德拉季耶夫后来保住了性命,但不得不为此在集中营里度过了

8年时光。刚被释放出来,他又被划为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对象,被判处了10年监禁。不幸的是,由于当天的审判记录丢失,他于同一天被法院判了死刑。1938年9月17日,46岁的康德拉季耶夫被执行了枪决。

虽然他的故事很悲惨,但这并不妨碍康德拉季耶夫作为一位经济学家而广为人知。康德拉季耶夫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似乎一直在经历着繁荣和衰退的循环,每个周期都差不多要持续五六十年,这一发现让他声名鹊起。这些周期始于1780年左右爆发于英国的工业革命。

基于对利率波动和产品价格的研究,康德拉季耶夫总结出了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点,即价格上涨则利率下降,直至价格下跌和利率上涨。他的观点和看法发表在其1925年的著作《重大经济周期》中。 

但是康德拉季耶夫没能在这些经济周期和创新之间寻找到衔接点。另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传承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衣钵,采纳了这些观点并形成了他自己的创新发展理论。为了表示对原有理论的认可,他称其为“康德拉季耶夫浪潮”。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他定义了一些所谓的“连续工业革命”,它们往往出现在一个动荡和不稳定时代的初期,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主流技术设计急速增长的时代。

这几次浪潮经历了共同的发展过程。在每一次浪潮的初期,相关技术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传统产业和新型商业间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冲突。企业家们会积极利用各种机遇寻找其他公司模式的弱点和不足。

最后,金融家们开始注意到这些新兴企业所带来的回报,并开始大规模地为这些新技术投资。主流技术设计都出现在一些技术研发实力比较雄厚的公司(比如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而且这些大公司也非常敏锐地觉察到自己公司的商业模式急需重大改革(比如IBM公司从产品转向服务)。这一时期,那些有眼光投资新技术的投资者一夜暴富。

但是,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最终,投资回报会逐渐放缓。有潜力的新技术会逐一实现,暴发户们也会渐渐成熟起来,成为更加稳重的年轻新贵。这就是所谓的转折点或饱和点,并伴之以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这就是所谓的崩溃、萧条或危机。有趣的是,历史表明,在每次浪潮的这一阶段,金融家们开始尝试用更激进的金融手段来遏制效益的下降,试图拼命榨出钱来。但是,所有这些困难都是有意义的—它们有利于制度的发展以适应新技术范式,进而带动下一次浪潮的出现。

这就是对康德拉季耶夫浪潮的基本解剖—从混乱与狂热达到饱和与成熟。因此到目前为止,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已出现了5次康德拉季耶夫浪潮。第一次恰逢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依赖水力机械化,在新技术的带动下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其中一项是“珍妮纺纱机”,就是一种多滚轴的纺纱机器与水力纱厂的结合;另一项是叫做“炼铁”的冶金过程,由此生铁可以炼成钢。这两项技术的启用促进了家庭手工业向商业伙伴关系的转型,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工厂化大规模生产模式的转变。

第二次浪潮以蒸汽动力为代表,往往被称为“铁路时代”。1830年在英国,连通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第一条城际客运铁路线开通了,虽然它只是往返于利物浦码头和曼彻斯特纺织厂,主要用于运输原材料和一些成品,但它完全靠蒸汽动力发动机驱动。

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浪潮是电力、重工业和钢铁时代。1882年9月4日,当托马斯·爱迪生在世界上第一所发电站—纽约珍珠街电站拉下电闸时,在曼哈顿下城生活的纽约人突然看到了光亮。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发明的电话使通信能够延伸至更远的距离,而钢铁生产方式的转变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炼钢法,它使用途很广的合金能够大量廉价地被生产出来。

在第四次浪潮中,汽车出现了。亨利·福特的高地公园厂房是第一个生产汽车的流水线工厂,虽然从1913年起工厂就已经开始运营生产,但直到经济大萧条后汽车生产才真正成型。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起飞也得益于原油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改进,使得石油公司的销量提高了一倍以上。第四次浪潮见证了前所未有的向大规模生产模式的转变。

最近的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浪潮即信息和通讯技术浪潮,伴随着硅芯片技术的出现,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我们现在看到的计算能力和网络能力的大爆炸被赋予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信息革命”。

也许这几次浪潮最显著的特点不仅在于产生了技术上的转变,同时也导致了相当深刻的社会变革。每一次浪潮都改变了我们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这点上看,经济结构被重新分类组合,就像对孩子们因材施教一样。这些社会变革甚至比技术变革更多地牵动着技术“革命”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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