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的爆炸式增长要求供给的爆炸式增长。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爆炸式的供给增长发生在美国，而非自棉花交易出现以来就是世界主要棉花生产国的那些国家？当我们注意到英国为减少对美国棉花的依赖费尽周折时，美国棉花业为什么能够成功的问题就更让人好奇了。
简单地说，当时现代市场在印度或中国的棉花产业或任何其他产业都还没有发挥作用。正如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所说的那样，了解经济史上的某件事为什么在某个地点和时间发生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问：“谁会受益？”若通过提高生产力、改进质量以及将棉花出售给英国的生产者能让印度或中国的棉花种植者获益，他们也会这么做。然而，看起来他们不可能获利，因为风险太大而回报却太少。奖励好点子、改良或原创性的资本主义因子还没在亚洲站稳脚跟。
首先，没有财产权。正如17世纪在印度生活的法国人弗朗索瓦·贝尼耶所写的，没有你我之分。没有引导因素使人们去改进古老的方法，扩大种植面积并精益求精。雇农受统治者支配，而统治者常常不在场或不断地变化。贝尼耶写道，因此，农民即使创造了财富，也要将这些财富藏起来，以免被敲诈或查封。
古代中国也是如此，棉花种植者不会受益。在帝王的专制统治下，人们没有理由去冒现代意义上的商业风险。18世纪末的一位基督教传教士评论说：“一想到他的努力带给他的是惩罚而非奖励，任何天才都不会有所作为。”正如兰德斯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大多数尝试都浅尝辄止，其“文化优越感和自上而下的专制统治使它不愿改良，不善学习”。在文化上，17世纪初至20世纪初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排斥西方的一切，且总体上排斥一切变革。一位途经中国的耶稣会士评论道：“中国人喜欢残缺的古玩甚于完美的现代品。”换句话说，所有伊莱·惠特尼式的人物在中国都没有理由去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