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认为：黄怒波是从中宣部出来的，比较懂得政策。他的政策水平始终没有踩到地雷线，保证他的企业稳定发展。他不去搞那些投机倒把的东西，没有什么原罪感，“他足够聪明，通过合法的手法，或者不违法的方式赚钱。他把它玩得很好，游刃有余。真的奉公守法，就别当企业家了，就像我这样坐办公室就行了。但是，你要是不遵守法规，你的企业很快就会完了。我觉得他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处理得非常好，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
黄怒波觉得，我们这一代民营企业家，确实为自己争得了一个生存的空间，但也是体制给了你空间。由于法律的滞后性，的确出现了很多违规违法的事情。因为很多规则没变，所以就有灰色地带，在不确定的环境里创新，进行毁坏性的创新、带有某种不道德性的创新，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特点。“下一个三十年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还得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创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悲剧了。”
很多企业家就热衷于在政治上有一点东西，这是荣誉感还是安全感？他感到疑惑。“现在企业家拼命保护的是自己的财产权利，保护在中国不被侵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移民，他有一种恐慌心理、不安全心理。”
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失望，没有独立的人格。“热衷于官场，追逐名利，没有独立的传统，新社会文明从何而建？”
他的命运因政治运动而发生巨大变化；他在困厄里目睹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深受摧残，丧失了尊严，给他带来锥心之痛。他说: “欧洲的启蒙运动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强调人的自由、人权，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将人格的尊严解放出来。儒家尊称君臣、父子，伦理都是一种依附的关系。从来没有鼓励过尊重任何一个人，给他自由的权利。所以，在当下的政府行为里，他会说谁挡我一年发展我就整他一辈子。他连这种口号都喊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尊重个人自由的概念。中国社会没有开始也没有去完成一个人性的启蒙工作。这是一个大课，必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