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的层面上说，圣君贤相式的政制更有魅力。因为，它既可以在圣君贤相道德光芒的照耀下，建立起一种具有德性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以满足人的群体生活的需要。同时，它还可以满足人的个体生活的需要。因为，圣君贤相既是共同体的政治领袖，同时还是每个人的精神领袖，因而，它可以给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某种皈依，使人的精神生活有所寄托。换言之，在圣君贤相的治理之下，某个群体既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精神的、灵魂的共同体。圣君贤相体制既可以安顿人的社会生活，又可以安顿人的精神生活。圣君贤相体制的魅力，其实就在这里。虽然，你可以把它说成是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可以把它归属于韦伯所谓的个人魅力型统治，但它的魅力、吸引力却是不容忽视的。
理想中的圣君贤相体制听上去很美，但却难以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政治实践。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圣君贤相的出现只能是意外与偶然，甚至就像划过夜空的彗星，可望而不可即。说得稍稍偏颇一点，真正的圣君贤相只可能停留在书本中，几乎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文明，都早早地走出了这种个人魅力型统治，走进了——按照韦伯的著名说法——传统型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法理型统治。
圣君贤相式的个人魅力型统治尽管难以变成现实，但它却在数千年里，支配了中国人关于政治的想象。譬如，历代中国人期待的“青天”，其实就是圣君贤相的替代品。这样的政治现象，也许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方式有关。在西方，有体制化的宗教，还有实实在在的教堂、十字架在安顿人的精神世界。但是在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形态。一些人在信仰对象缺位的情况下，总是习惯于期待圣君贤相的降临。在这种情况下，光芒四射、颇具超越色彩的圣君贤相，已经承担了宗教世界中的救世主的角色。这也许就是中国政治的宿命。三篇《说命》，莫非恰好“说”出了历代中国人的这种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