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傅说的这个论证是有缺陷的。因为，木头变直与君主成圣并不是一回事。木头并不是因为绳墨而变直的，木头是在木匠的操控下变直的。就像绳墨本身并不能让木头变直一样，谏言本身也无法让君主成圣，因为谏言本身并不能操控君主；进谏的贤相也不能操控君主。事实上，没有一个角色可以像木匠操控木头那样操控君主。君主对于谏言，既可听，也可不听。这就意味着，贤相的谏言并不能造就一个尧舜般的圣王。
在经学史上，由于《说命》三篇被一些人归属于伪古文尚书——如果这个判断没有问题，那么，贤相成就圣君的观点就是后人伪造的。反过来说，假如《说命》三篇确实出于当时史官的记录，贤相造就圣君的观点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记录者或知识阶层的一种愿望。因为，像尚书这样的文献，无论什么时代，基本上都是由知识阶层来传播、来解释的。换言之，尚书的解释权属于知识阶层，是知识阶层行使话语主导权的一个渠道、一个载体、一个平台。历代知识者反反复复地注疏尚书，一方面，是要守往自己的看家本领，另一方面，其实还包含着一个隐秘的终极目标，那就是通过这样的经典，把君主训练成为圣王。对知识者来说，自身的愿望是成为贤相，但成为贤相还仅仅是手段，以贤相成就尧舜式的圣君，才是最终的目的。
当然，事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三篇《说命》确实是武丁时期的史官所作，那么，记录这些言论的史官，一方面似乎在有意称颂武丁的谦逊；另一方面，其实也显示了傅说炙手可热、权倾朝野的巨大影响，以至于史官都要把圣君的形成归功于他。
不过，贤相造就圣君的观点也可能得到了武丁的赞同。因为，这个命题虽然抬高了贤相的地位，但最终的落脚点却是圣君。成为尧、舜、汤那样的圣君，也许是武丁最大的愿望。他以戏剧化的方式起用傅说，他对“政治中兴”的追求，都说明他是一个有抱负的君主。
分析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早期关于政制的一种想象：圣君与贤相的黄金组合，或曰“圣君贤相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圣君尊重贤相的智慧与品格，听取贤相的谏言，同时也授予贤相足够的政治空间；贤相则殚精竭虑地辅佐君主，使之成为圣君，帮助圣君建成美好的政治。换言之，圣君贤相体制，寄托了早期中国人关于美好政治的憧憬。这就仿佛在现代社会，人们把美好政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民主、法治、自由、共和等政制要素。古今之间，这两种不同的政制安排，差异太大，甚至达到了风马牛不相及的程度。但是，至少有一点不能忽视：圣君贤相式的政治，是个别人的政治，更准确地说，是两个人的政治；而民主、法治、自由、共和相结合的宪政体制，是多数人的政治，甚至是所有人的政治。那么，哪种政治更好呢？面对这个问题，最普遍的回答是：当然是现代政制更好，古代政制哪里比得上现代政制？然而，这样的判断过于简单，无助于同情地理解中国早期的政治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