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中国开始有了第一家房地产企业至今，在2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房地产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变革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至今房地产业仍未被国家或多数城市政府明确为支柱性产业，对此世界内外众说纷纭，看法不一。其实房地产早已不再是单一产业，而已经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环节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像房地产业那样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引起制度变革的作用。
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具备高度的城市化水平、各种产业生产与服务的工业化水平，同时还要具有高度的社会商品与资源交易市场化程度以及社会分配的完全货币化。而房地产是唯一与这社会制度的“四化”程度密切相关和最终决定这“四化”水平的产业，也是中国尚未完全市场化和货币化分配的产业。
房地产业推动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
最初的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并没有引起宪法的修改，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次使国有土地可以有偿使用和有价流通，并引起了宪法中的土地制度变更。而真正使土地成为商品进行交易的则是房地产的发展。计划经济中的土地无偿划拨使用给商品房市场的价格和利润提供了极大的增长空间。土地的有偿使用更进一步变成了国有土地的出让。出让制度的实施使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
中国20多年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打破“一大二公”，形成巨大和先进生产力的基础就是允许生产资料的私人拥有。而生产资料的私有则只能从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开始。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开始于农村的土地承包制，但在宪法中的修改则首先源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的土地有偿使用。对外开放中首先允许合资企业的土地使用权私有化，直至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土地的出让制度、房地产业的立法使土地可以成为商品而自由地买卖和转让，市场化的土地流通解决了资源的最佳配置问题，从而发挥出了土地利用的最大价值和建立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生存基础，使农村土地的承包制中未能有效解决的土地资源流通问题在房地产的商品化中得到了解决。
通过对中国历代王朝生存过程的研究可以发现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迁都以土地制度为基础，并围绕着土地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与农民起义的战争。中国现代制度的改革必须以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变化为生产力发展的起点，并且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变化。
政府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
当土地成为商品时，其生产资料地位的转化，同时使土地成了财富。出让制度和有偿使用在土地均为国有的条件下成为各级政府自然产生的巨大财富。土地的资源收益成为各级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的不列入人大预算监控的额外收益。
房地产业的发展提升了土地的利用价值。随着房价的增长，土地的产出收益提高，土地成了政府获取收益的重要来源。土地无标准的转换价值不但改变了政府财政可支配收入来源的结构，同时又由于土地的收益不列入财政的预算管理，改变了政府财政可支配收入的支出结构，使各级政府不但有了收入的自主权力，同时有了支配的自主权力。同样，这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结构的变化情况也可以从历代王朝土地制度变化中找到多个实例。当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可自主控制与支配时，当地方财政有更多不受中央财政预算控制的财力时，就是政权基础稳定和生产力发展极高的阶段。
我国的宪法只规定了土地归国家所有，政府有权征用，但并未明确是哪级政府有权代表国家行使征用的权力。于是中央政府按征用数量划分了不同级别的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权，包括批准征用土地的权力和收取土地收益的权力。于是疯狂地利用土地供给扩大各级政府的收益成了各级政府都有的欲望动机。国家的土地财富随之分流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收入之中。北京市政府2001年的土地收益就高达100多亿元，成为城市建设中市政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财力。
预期消费观念的改变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几乎没有借钱消费的概念。一是不知道未来的预期，二是无法和无理由借钱，三是没有可以借支的来源。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困难，那就是没有钱的来源，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都被资金问题所制约。
土地有偿使用的第一步就是用土地合资，将土地的预期收益转换为资本，并吸引更多的外资投入解决最初缺少原始积累的资本问题。当土地出让制度出台之后，土地的预期收益首先成为政府的预期消费资本金来源。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让40~70年的全部收益使当届政府不但可以花自己的当届财政收入，同时还可以花掉子孙几代人的土地收益。这种超值的预期消费可以使当届政府用子孙的钱有效地建立自己的丰碑，并使当地经济取得较高速度的发展。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的收益，但其土地收益要纳入财政预算并要有比例、有计划地支出，并不允许将子孙的钱在当届政府执政期间全部用完，从立法上限制了过度的政府预期消费行为。而在中国内地的现行政策中，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为政府的预期消费提供了土地收益的来源，另一方面也对城市高速发展提出了加速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使政府不得不将未来的收益投入于解决今天的问题。其中一部分（或者是大部分）投入不但解决了今天的问题，同时还将部分公益事业的功能延续到了子孙后代的享受之中，而另一部分则成为经济发展过渡期的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