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一片水域，像是人家养鱼的池塘，一方接着一方，中间只有窄窄的一条路，淼淼独自一人在水塘边的路上玩。下班回家，远远看到她在，心已提到喉咙口，急急奔向她，已经来不及，她已“咕咚”一下掉进水塘里。几乎没做任何考虑，我一下子就跳了下去，一把抓住正在往水底沉下去的她……
挣扎着醒来，浑身的汗湿。一场可怕的梦，在那个冬天的清晨，把我吓醒来。好在是一场梦，虽然梦里头，那种恐惧与绝望如同现实。伸手摸摸身边的她，睡得还好。起床，洗漱，吃早点，准备去上班。去亲亲还睡在床上的她，才发现睡梦中的小人儿，脸蛋红通通的，贴上去，有点烫。爷爷是多年的老赤脚医生了，跟他说孩子像有点发烧。他讲，没事，你去上班，待会儿给她找点药吃。
推出自行车去上班，那一整个白天，我都神思恍惚，在为那个可怕的梦纠结，更牵挂着家里的她。那时，她还不满一岁，刚刚开始学步。平日也常常有些小来小去的感冒发烧，爷爷在家给配点药吃过就没事了，连针都很少用打。可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是莫名的发慌。
挨到下午下班时间，骑上车飞速回家。家里，奶奶正抱着眼泪汪汪的她，急得团团转。一次来势凶猛的病，发高烧，拉肚子，那会儿已烧到了近四十度。吃了退烧药，似乎根本不管用。
不能再在家里等着了，还是送她去医院。
一个电话打出去，半小时后，一辆县医院的120救护车就停在了家门口。那时，她已烧到了四十度，两片红润的小嘴唇都烧得焦干。紧紧地抱她在怀里，只盼到医院里头，那里的医生护士神仙一样把她身上的病一把抓去。
交好押金办理好住院手续，她就被送进了门诊病房。那天晚上，儿科病房都给挤满了，全是收治的她那种又烧又拉的小孩子，我们去得晚，只能在门诊上待着。量体温，四十一度，她整张小脸已红得有些发暗，小嘴唇上起了皮。刚开始住进去时，她还伸出小手替我擦脸上的泪，到那会儿，她已经有些迷糊，不哭，不闹，只张着嘴巴呼气。护士来了，给她扎针挂点滴。她竟然不哭不闹，由着她们扎。胖胖的小手，根本无法找到下针的血管。年轻的小护士把她的小手拍来拍去，小心翼翼地扎进去，不回血，又拔出来，继续找，继续扎，如此三番五次，每扎一次，我的心就清晰地体味一下那种疼，我的心都被扎烂了，她还是不能成功地找到孩子的血管。心里恨不得把那位笨拙的女护士给轰出去，让她滚蛋，换个业务娴熟的来，可面上，还得陪着小心对着人家笑。那天晚上，淼淼不知挨了多少次不必要的针扎才总算让挂在她头顶上方的药水缓慢地滴进她的体内。也仅仅一会儿，那一针，到底还是没能扎正。药跑了，小手背上慢慢鼓起了一个大大的包。又要重新来扎。手上已没地方下针了，换成小脚。同样一番折腾，又把小脚上扎了个遍，总算又把针头扎进去。滴了没十分钟，又鼓起了一个大包。
护士再来，已是满脸的不悦：“怎么回事，就从来没遇上过这么难扎针的孩子。”
那一次，他们把针头扎到了淼淼的额头上。那时候，她已安静得像一团软软的面团，任人收拾。原本指望着进医院，给医生诊断过，再给她输上液，她的烧能慢慢退下来。可自从住进去，折腾了一两个小时了，药水没滴进去多少，头上脚上却被扎了个严实。看着她满面通红躺在病床上，我的眼里已连泪都没有。那一种空空的疼，没有语言可描述。
我们今生都得感谢那位陌生的大婶儿。当时的我们只顾着看淼淼头顶的吊水瓶子，只顾着看她额头的针头，却没有人顾及她那越来越鼓的小肚子。她烧得太狠了，小被子也踢开了，一层单薄的小秋衣底下，鼓胀胀的小肚子就像小皮球一样慢慢鼓起来。自进医院，她没再拉一次，也没尿一次，我们竟然谁也不曾发现。
“你们看这孩子的肚子，怎么这么大？我觉得不正常。”那位大婶儿是陪护家属，从我们住进去，就一直在淼淼的床前转来转去地看。我这才想起去注意淼淼的肚子，真的已经鼓胀胀的，用手指轻轻一弹，“砰砰”响。一家人都慌了，去找值班大夫来。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医生双手插在口袋里慢悠悠走进来，伸出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肚皮，又拿起听诊器在她肚子上听了听，说，去拍个片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