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经验的政治经济解读
如前所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地处西南山区的重庆在中国融入三大潮流的进程中，被甩在了后面。不仅重庆，整个成渝地区如果按照沿海“三来一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的一般经验来考量，都难以生成具有带动作用的产业带，何况国有经济又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和历史负担，难以融入现代化的进程。
在这种背景下，重庆在21世纪初的实践经验，客观上不可能简单地按照沿海地区的一般市场经济模式来复制发展主义全球化，而必然是个十分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这也就增加了依据多年来被三大潮流裹挟的意识形态化理论和宣传体系来理解重庆的难度，同时增加了重庆经验向外释放的难度。
为了以简单统帅复杂，使得复杂过程容易被理解，我们将这个过程归纳为开篇述及的“一个优势，两个跨越，三项运动，四个转型，五大重庆”。
一个优势——集中力量干大事
新世纪的重庆经验，充分利用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优势，就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为基本特征的“政府市场经济”。
这是因为改革前的中国还没有来得及构建起苏联模式的完善的计划经济，改革后的中国在国家产业资本融入“市场化”潮流之中的时候，也并没有采用教科书上标准版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中国实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资本内化于政府”体制条件下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在这种所谓“政府市场经济”中，政府扮演着以“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发展主义理念之下的经济发展的核心角色；这和中国的单一政治体制相结合，就出现了能够“集中力量干大事”的特殊体制条件。
由此可知，在重庆经验调研中形成的对“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一个解读，似乎具有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所强烈诟病的“人治”特征：不同的领导人把握这种能够集中的力量，就会干出不同的大事。［19］而“集中力量干大事”这一提法，本来就是1996年时任总理的李鹏针对主体工程在重庆的三峡工程讲出来的。［20］
如果使用官方的主流话语，中国的经济性质自1992年就被表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1］，其中的“中国特色”，就试图表明中国版“市场经济”的新内涵；同理，也是中国版“社会主义”的新内涵。
依照有些学者的说法，这两个新内涵都是升了级的3.0版本，得以在重庆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下，我们试图把重庆体现“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中国特色体制优势的创新实践过程，用3.0版本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这两条主线作出概括。
1市场经济3.0版本的创新实践
依据经济理论的经典范式，经济体系中最主要的一对关系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于这对关系，实际上已经有三种组合：一是政府只扮演“守夜人”角色，崇尚市场自发秩序，排斥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二是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上发挥积极作用，并在社会公正、社会福利方面起补充作用的社会市场经济；三是政府和市场共同扮演主要角色的政府市场经济。其中前两种组合来自欧美，后一种则是颇具中国特色的。
自由市场经济，意味着市场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亚当·斯密开始，重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并相信市场的自发秩序和市场的自动均衡效应，就是一个主流范式。从古典经济学，到20世纪的新古典、新古典综合派，一直到一整套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都一直坚持这一信条。这一支学科流派，抛弃了最初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讨论，只谈论经济现象［22］，并且虽然在西方也被认为属于野蛮资本主义，但却依然故我地宣称道德中立、价值中立。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是英美国家，可以叫做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体系，是市场经济的1.0版本。
社会市场经济，是认为社会不会被动地受市场机制摆布，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也不会自动实现平衡，市场本身的健康发展需要社会干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要发挥积极谋求公共福利的作用。正如《大转型》作者博兰尼依据社会事实所论证的市场经济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之间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 一样，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自我调节市场，所以政府在劳工权益、社会公正、社会福利方面，必须要发挥重要角色。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是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及北欧国家，可以叫做莱茵资本主义体系，是市场经济的2.0版本。
政府市场经济，主要是由政府，而非主要依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在中国，配置资源的主导者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体现了许多的“悖论”。其中，稀缺要素市场的政府主导和一般产品市场的市场主导双轨运行，是经典教科书无法解释的中国之谜。中国的主要生产要素及其资本化进程，基本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中国30年市场化的基本做法就是逐步地、有条件地、分地域地、分要素类型地放开要素市场，从而使得资源不断地被政府推入资本化进程之中。而在一般产品市场上，则先于要素市场向社会资本放开，充分利用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这种要素市场计划经济、产品市场市场经济，可以认为是政府市场经济的核心内涵。这种处于正在进行时的社会实践，可以视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3.0版本。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重庆政府，一改以往政府与政府资本都在改制中不断弱化的自由市场经济路径，转型为典型的直接推进资源资本化的强政府。强政府的标志，是资本利益内化的政府牢牢地把握要素市场的控制权，主导要素市场的资源资本化过程，并直接运作政府资本来获取额外财政收益。重庆政府在主导并直接推进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这三大要素的资源资本化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两手抓，两手都很硬，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集中体现，并符合政府公司主义［23］的主要特征。
其中的两个杰出的政府企业家——薄熙来和黄奇帆，组成了“熙奇组合”（谐音为“稀奇组合”），既发挥了企业家才能这一要素的作用，主导了要素市场的资源资本化过程，又发挥了政治家的战略部署功能，比如发挥了国有企业的国家战略功能和社会责任，同时又在试图重塑重庆、中国甚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
或者我们可以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宗智所作的解读，这是政府利用国家资源的市场增值来资助公共服务。其做法是政府通过市场先把钱装到自己腰包里，然后再来确定增值收益的社会分配。
根据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的分析，这可能符合了社会分红理论的一些思想，也可能与1977年诺奖获得者米德（James Meade）的利用国有资产的市场增值来支撑公共服务的开销、减低政府负担的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
政府市场经济的创新实践正在重庆进行，其直接获取资源资本化收益并主要用于社会公共开支和大型基本建设的做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可能为我们观察和解读20世纪以来“以资为本”世界体系的扩散和特定内涵，以及21世纪的可能转向，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