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处内陆山区，是长江黄金水道能够上达的最后一个大城市。［15］如果按照发展主义潮流下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看重庆，那么在一般情况下，重庆并不具备首先融入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条件。但是以上所述之中国一百多年来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进程，却把这个本不具备区位优势的重庆率先推上了工业化进程。
我们认为，这主要表现为三次外来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历史性迁入及其带来的制度变迁：
1860年在清朝中央政府衰落、地方势力崛起的背景条件下，以地方政府为主开始了官办洋务运动。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最重要码头，已经开始出现与地方军事崛起相关的官办近代工业，初步打下了工业基础。同时期，经济地理条件的独特性，也产生了码头文化和帮会传统。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作为当时的陪都，又一次迎来了内迁的中央政府官僚资本的聚集。除了军事工业外，造币、学校、军需体系等的建设，大量近代文化和文人雅士聚集重庆，推动了重庆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进一步上升。
1960年提出战备以来，在中央政府主导的15年“三线建设”时期，重庆作为西南局所在地，得到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支持，借着战备的时代背景，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的重工装备制造等重工业体系，又引入了海派文化。
洋务运动、陪都地位、“三线建设”，这三次外来为主的经济迁入和政治文化迁移，使得经济地理条件并不优越、本不具有产业化区位优势的重庆具有了产业基础，并逐渐成为产业门类齐全、工业结构完整的区域中心，也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财税第一大户。其在西南的地位，如同上海在华东地区和哈尔滨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地位一样重要。在1949年至1978年因外部封锁而只能推进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的国家工业化时代，重庆得以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区域中心和工业重镇，带动了大西南并且顺势在中南亚扩散其商品和文化。
但在1978年完成产业资本原始积累之后，中国融入了应产业资本扩张需求而产生的市场化浪潮。重庆不仅在1985年西部会议之后提出并且随此前已经展开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财税体制“分级承包制”的改革，而实施了带有排斥性增长特征的不平衡的国家发展战略。
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这三大增长极［16］接续兴起，带动了苏南、浙南、岭南这三个经济活动十分活跃的“三南”次经济中心［17］，也在创造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在市场化中凸显了经济区位优势的重要性。
诚然，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确在率先融入这三大潮流的时候先富了起来。但在现行的于1994年确立的“分税制”的财税体制下，却不大可能出现政治领导人在确立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时特别提出的“先富带后富”。
在这样一个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世纪末运动中，期待三大潮流自动惠及重庆，几乎毫无可能。
问题还不仅如此。
从实践上看，20世纪末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20年，是重庆相对失落的20年，政治、经济上优势不再，过去的技术优势和文化优势也没有了用武之地。在全国“一江春水向东流”、向沿海倾斜的极化发展进程中，重庆丧失了原有作为中国西南乃至中南亚地区的增长极的区域中心地位，不仅开始扮演配角，而且过去半个世纪构建的完整工业结构被迫解构，各个生产要素很难在本地形成有效配比，只能听任其被市场化的抽水机抽走。
资金外流、人员外流、技术外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重庆经济地理的一大景观。比如，就劳动力而言，截止到2007年，重庆和四川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706万人和2 000万人，占全国的13.5%，大部分是转移到沿海发达地区，成为被资本配置的廉价劳动力。
上述“孔雀和麻雀都往东南飞”的状况，与重庆未能具备条件以有效融入上述世界三大潮流直接相关。
从经济地位上讲，沿海地区不必构建重化工业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就可以直接利用外向型的轻型产业形成强大的竞争力，这对重庆这种产业结构完整的区域工业化中心构成了极大挑战。
这是因为老工业基地构建重化工业时期形成的传统产业，其平均收益率没有市场化的倍差效应，而东南沿海引入的外部投资的轻型产业按“市场化”原则重新配置要素，劳动力成本和社会负担都极低，经理层报酬远远高于传统产业的计划工资；而且，其最具有优势的一点，就是沿海地区的这种轻型工业化，基本上不负担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具有“成本外部化、收益内部化”的对内地贫困地区转嫁制度成本的、明显人为的“制度优势”。此外，还得再加上当时轻工业产品市场广阔等因素。
这些只在沿海地区才有的体制和人为的竞争优势，使得地处内陆山区的重庆轻型工业部门几乎全军覆没，留下的只是那些原来就具有“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内生性地缺乏扩大就业功能的军工和重装备制造业。其所以能够“留下”，也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这些企业的上级部门在中央层次的谈判能力（如重庆钢铁集团、嘉陵工业集团等）。
从政治地位上讲，1986年重庆获得计划单列市的地位，直接和中央建立财政关系。但同期，作为交易成本，也得到了山区的八个相对比较贫困的县。虽然重庆财税上缴并不亚于成都，但重庆成为计划单列市后，人口翻番，地域范围翻番，税负负担更重。何况，这个计划单列待遇的负面后果是几乎使重庆独立于西南地区，对周边的工业辐射作用也日益淡化，成为一个相对孤立的城市。
1997年国家重大项目三峡库区的建设，使得重庆得以进一步独立为一个省级机构——直辖市，同时制度成本更加显著——接受了四川划过来的十多个贫困县。人口与地域面积再次翻番，但生态责任、库区责任很大，短时期内几乎没有成规模的产出。那时候的基层调查指出：重庆不仅是贫困问题最严重的省级单位之一，而且“开发式扶贫”因受资源约束紧张而难有出路——库区和山区农民的产出，不过是人均1头猪、30斤茶叶、300斤稻谷……
虽然再次承担较多的国家层次的战略任务，却难以再次像改革之前历史性的三次外来经济迁入一样获得相应的战略资源，这种似乎不可改变的地缘困局，使得重庆市在2001年启动新一轮改革时，面临着历史性的巨大的资源制约。
在这种具有历史演进意义的重大变化的客观影响下，在中国80年代初期遭遇严重赤字危机压力下推行放权让利，以及90年代在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压力下推进国企改制的历史进程中，重庆在改革开放以来作出的政治响应和经济表现乏善可陈——原有的传统工业结构中以改革为动力脱颖而出并且得以保持长期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屈指可数；同时，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对应性地发生的，是社会治理混乱、“灰色”控制泛滥。
以上是20世纪留给重庆的百年遗产［18］，也是重庆在21世纪初必须在扬弃中寻求地方创新的基本政治经济基础。
如果“去价值观”地依据走向现代化的世界体系的一般要求，重庆需要进行现代化补课，即完成融入三大潮流的进程，但大局变化却不等人——就在同一时期，在产业资本相对过剩的问题已经被明确提出，此前的“以资为本”体系已经出现诸多问题，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强调“以人为本”（或“民生为本”）的新时代潮流中，重庆也需要有所表现。
如何同时打好补课学习和时代创新两副牌，这考验着进入新世纪的重庆，也意味着重庆有可能孕育超越性的创新。21世纪初启动的重庆综合改革所带来的重庆经验，其政治经济过程似乎正在响应人们期待中的超越性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