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跨越了两个阶段。21世纪的中国，可能正在实践社会主义的第三个阶段，重庆作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30版本的创新实践。
按照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的分类，中国前两个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一个处于匮乏阶段，一个处于温饱阶段。有关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三个阶段的状况见图1—1。
1949年至1978年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一直低于1 000美元（1990年国际不变价），经济产出仅能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属于“匮乏阶段”。这个时期注重公平，通过政府强有力的调控手段，国家工业化迅速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基础也得以奠定，但是也压抑了个体的经济和文化创造力。对此，课题组指出，在1957年苏联陡然中断了对中国的军事和重化工业的投资之后，中国没有如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堕入“发展陷阱”，而是通过政治挂帅的思想意识形态，集中动员城乡劳动力资源成规模投入国家基本建设，有效替代了极度稀缺的资本要素，最终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国家工业化不可逾越的原始积累。
1978年至2001年邓小平及邓后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整体结构趋于完整的产业资本高速扩张，人均GDP水平越过了1 000美元（1979年），进入温饱阶段，到2002年跨越4 000美元。这一时期中国GDP年均增长9.6%，作为一个超大、超复杂的经济体，取得如此的经济成就，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依照农业部2008年9月公布的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的数据，中国在1978年有2.5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占农村人口比重的30 7%，在2007年已下降为1 479万人，占农村人口比重只有1.6%。其中，1990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减少的贫困人口数量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在2000年，中国还有6 213万初步解决温饱但收入不稳定的贫困人口，占农村居民总人口比重6.7%，到了2007年，已减少为2 841万人，仅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3%。中国是第一个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24］但是课题组也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本质原因。在社会主义的2.0阶段，由于产业扩张初期资本仍然高度稀缺而在高通胀和高赤字危机之下实施的经济改革，政府财税收入占GDP比重随每次“放权让利”而梯次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约12%，甚至因无力提供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产品而推行公共部门产业化改制，这就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职工权益、医疗保障、生态环境等问题，让人们普遍感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适，需要作出修正。
2002年以来，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 000美元，进入小康阶段。此时需要新版本的社会主义，既能注重效率，又能保障公平。而且伴随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这三大资本相继进入相对过剩状态，中国不仅彻底告别资本饥渴，而且势必走出“以资为本”的20世纪主流意识形态。
由于已经有了基本内涵性的多元化经济基础，进入21世纪的中国政府大力推行“民生新政”，被称为“亲民政府”。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草案，也提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已经显示出社会主义3.0版本考虑民生的基本特征。
重庆在社会主义3.0版本的探索中，已经率先作出了努力。在“衣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后，改善“住”（如提出“宜居重庆”，推出公租房建设）和“行”（如提出“畅通重庆”，大规模修建高速路和隧道工程），着手解决全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如提出“平安重庆”，并进行打黑除恶），着手解决生态环境、公共消费、公共医疗和社会福利等问题（如提出“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并着手促进生态改善、社会平等）。这些做法，不仅创造出中国社会主义3.0版本的新要素，又继承了1.0版本的公平分配、社会动员、政治动员的制度遗产和2.0版本的市场效率、经济动员的制度遗产。
因此，既有创新，又有“创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