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正谊》与《中华杂志》，主张内阁制和法治国论
1913年11月，国会被袁世凯解散，制宪工作也停止，这对于试图在中国建立西方民主政体的人们是一个挫折，他们对袁世凯政府的态度有了较大的改变。国民党中的温和派与进步党人中的激进派人士开始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袁世凯。1914年1月15日，张东荪与谷钟秀等人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月刊），共出9号，到1915年6月15日停刊。它分论说、译述、纪载、艺文等栏目。张东荪、杨永泰、丁佛言、沈钧儒等为主要撰稿人。
谷钟秀在《发刊词》解释宗旨说：“本杂志以促进政治之改良，培育社会之道德为宗旨”，“对于政府，希望其开诚心，布公道，刷新政治，纳入共和立宪之轨道；对于人民，希望其发展政治上之知识，并培育道德，渐移易今日之不良社会。”张东荪在《正谊解》中认为，“今日欲振兴社会，刷新政治，舍正谊莫由。”他把“正谊”的诠释为：“正谊者，阴谋之降符也”；“阴谋之为物，唯正谊足以制之，此人心之理性的趋势，事实之自然的结果”；“正谊者，法律之保障也”；“正谊者，社会所由而立也，法律、政治皆须得社会之保障，故舍正谊莫由”；“正谊者，政治之救济也”；“正谊者，道德之源渊也”。其含义相当于通常的“正义”。因而他主张：“一、集合一部分清流人士，以为正谊之保持者。此部分人士坚持正谊，百折不挠，发为舆论以为社会之中坚；二、提倡正谊之言论，使正谊之观念深入人心，普及全国。”可见，张东荪创办《正谊》杂志的目的，在于提倡正义，借社会正义的力量来改良政治、改造社会。
1914年4月16日，张东荪与丁佛言与在北京又创办《中华杂志》。它是进步党中期的机关刊物，编辑人有：李素、凌文渊、张东荪、汪馥言、杜师业、孙宸、胡家鑫、王常翰等人。到1915年1月，共出版13号。有论说、评论、中外大事、杂载等栏。其评论文章和报道涉及中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的许多方面，反映了当时进步党对于国内外政局的立场和态度。
张东荪在《正谊》和《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一方面继续对当时政治上的许多问题进行讨论和评议，另一方面对袁世凯专制统治进行揭露和批驳。在评议政治时局、抨击袁氏专制统治、不断总结政治经验和失败教训的过程中，张东荪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和一贯的政治主张。在《正谊》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内阁论》，发挥了在《内阁制之精神》上的观点，积极鼓吹内阁制；1914年4月在《正谊》杂志上发表了《读章秋桐“政本”论》，进一步发挥了“对抗论”主张；同时，在《中华杂志》上发表《行政法与平政院之讨论》，继续主张采用行政裁判制度；在《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国民性与立法》、《用人与守法》、《美国宪法会议之大教训》、《公法私法之区别与行政法》等文章，鼓吹法治国论；他在《正谊》杂志发表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根本救国论》、《中国之将来与近世文明国立国之原则》，主张“社会与政治分离”，提出了“多数政治”、“以议代政”的主张；1914年5月，他在《中华杂志》发表《地方制之终极观》，率先提出了地方实行联邦制的主张；当他意识到进步党人与国民党人内部互相攻击、而为袁世凯所利用时，他便在《中华杂志》上发表了《泣血之言》、《自忏》、《匿敌与第三者之责任》等文，对自己民国以来的政治言论进行反思和检讨，促使两党消除隔阂，共同对付像袁世凯这样的野心家和官僚。1915年4月15日，张东荪在《正谊》上发表了《吾人之统一的主张》，他总结了民国成立以来政治经验和教训，对民国以来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作了一番梳理，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方面问题的主张。此后，他又为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撰稿，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说，到1915年初，张东荪政治主张开始趋于系统化，基本形成了以防止和铲除野心家和官僚政治为目的，以法治国论、对抗论、政治与社会分离论为基本原则，以中央采用内阁制、地方采用联邦制为主要框架，包括对军政、财政、教育等重大问题看法的政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