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中国幼稚产业的手段，即在保护关税。应该对于本国不生产之加工品、外国之达冰品课以较重的输入税；对于本国所产之原料品，如铁碳米等输出，则他国得益，本国受损，应该以关税加以禁止。张东荪认为，保护的输入税之税率，有国定税率、协定税率和国定协定税三类，中国的关税向来“全为外人作主，已失关税主权”，稍加变更便会牵及外交。唯一可行的是实行国定协定税，而这也是不易做到的。但保护关税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只要“政府果能卧薪尝胆，或终有达目的之一日。否则，空具共和之美名，而永为他人之达冰场（Dumping field）。”
（六）赞成“毁党造党”，提倡“在野主义”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甚嚣尘上，各种政党蜂拥而起。据统计，仅民国初年成立的政党就达200多个。但这些政党，鱼目混珠，参差不齐，很多腐败官僚被拉入其中，致使很多政党有其名而无其实，成为官僚政客的聚集地，徒然增加无谓的政争。对此，张东荪极为反感。他赞成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论，主张必须对当时的政党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才能适应共和制度下政党政治的要求。1913年7月，在《乱后之经营》中，他除了对国民党进行带有谩骂性的责备外，还对当时国内的政党进行了激烈批评，认为政党不良，也是造成内乱的原因之一。他指出，同盟会以外的政党，“大多数为官僚所利用，而为小人之薮巢，心术行为皆与人以可攻击之资。”“时发其作官热，引起一班激烈者之恶感。”他批评说：结党营私为中国人种之天性，民初所建之政党，“其本视政党为进身之阶，利用之资，护身之符。政党之腐败，与其发生俱始。”他认为，今日各党的重要主持者，多为俭壬宵小卑鄙龌龊之徒，“此辈只知手段，不知目的；只知个人，不知国家；动则借稳健之名称以排异己，实则把握私利。祸一党不足，犹思祸全国。”所以，“盍今日无一政党而可谓为政党也，不过徒党而已”，都不合乎近代政党的标准，只是中国传统的朋党而已。欲政党之发达，不可不于根本上设法解决。而治疗之法，“则宜从事于改良政党。”而改良的目的，使“党”与“私”断绝关系；改良的方法，张东荪赞成章士钊提出的“毁党造党”说，即“以今日所有之党，尽数而毁之，别组织新党。”
张东荪提出了五条具体的实施办法：一是党员之集合，以政见为标准，不以感情为去就；二是视政党为利用品之党员，拒而不纳；三是注重党德，不事无味之争执；四是组织党内监督机关，不使个人因党而逞其私欲；五是坚持在野主义。
张东荪特别强调：中国素无政党，现在政党刚刚建立，正是“政党之养气时代”，非培养之不足树立。只有宣言在野，才能使腐败官僚无意加入，政党不致为官僚利用。他认为，今日的政党还十分幼稚，“政党不过为初生之婴儿”，根本就不具备掌握政权的能力。为此，他列举了政党不能骤握政权的原因：一，政党幼稚，内部组织不完全，无组织内阁之能力；二，国人对于政党本无明切的观念，苟急于接近政权，则必视政党为利薮，而政党前途及政治教育前途，均受极大之恶影响：三，苟以组织政府为宗旨，必使野心家起而觊觎政党，政党内部必茵野心家而腐败；四，各政党之主张极其幼稚，且没有鲜明的政见与互异的政策，根本没有组织政党内阁的必要；五，苟政党接近政权，当不仅在内阁，而总统亦必入党，夫以素不为党所拘束之人，使之入党，则党为宾，而彼为主，政党之真正作用无由发生；六，政党不能于议会中入正当之轨道，则无组织内阁的可能。
所以，张东荪认为：“今日当务之急，在养成国民之政治常识及道德，而政党尤不宜首创恶例，以致政治常识及道德，未由而进也。”处于“政党修养时代”的政党，断不可操切于进行，应该坚持在野主义。
总之，张东荪在初涉政论之时，主要是对当时人们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进行评议，在批评中力图阐述自己独立的见解。此时，张东荪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他初步确立了自己改良与共和的政治立场，他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为日后所坚持并发挥，许多见解不乏精辟和深刻之处。但是，他的这些评议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尚未形成较成熟和见解，政治思想远未成熟，更谈不上系统，对当时国家政治制度的设想缺乏全盘与一贯的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