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欧洲
（一）留学欧洲简况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从北京动身去上海，准备从上海坐船去英国留学。傅斯年把这次到欧洲留学视为自己人生中的一次转折，他在行前致友人的信中表示：“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这就是说他把留学视为自己人生发展的新平台，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许多设想和心理上的渴望，要在留学的过程中去实现。他自己曾记述说：“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太多，一句话说，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过的我。这出北京的一天，虽然是出国门，但是长途的发轨自不免起了无数的感想，过去的，未来的，快意的，悲观的，对这霜雪飘零的景物，心上不免受些感动，人生的真价值于我，现在看来只是就其‘论而扩充之’，待后来充满了，作一个相当的牺牲。”［1］傅斯年的这个表述看起来有些玄奥，好像不着边际。联系他这个时期的思想变化脉络，对此应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1）经过“五四”运动的磨炼，傅斯年已相当成熟，这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的认识方面。胡适曾对《新潮》杂志评论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2］具体来说，他们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傅斯年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民众素质太低，没有形成社会的有机体，有群众而无社会，今后主要的事业就是以各种方法唤起国人，使共负国民的责任心，从而全面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必须自下而上的下功夫，强调从改造个人开始，自我戒约，从自己做起，脚踏实地地磨炼自己。二是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奋斗目标，这就是为公众的利益自由地发展个人，正如傅斯年在为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送行的谈话中所说：“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为国家强盛、民族康宁而奋斗。⑵ 对西方文化有了客观的认识。傅斯年在五四运动期间，阅读了很多西方典籍，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评价比较客观。他曾强调：“人类文明的进化，有一步一步的阶级，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文化来，实在是先了几步。我们只是崇拜先进于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于西洋各种主义，当然要悉心辨别。一则看他对于西洋人的影响，再则看他对于中国人的情形，总以‘效果’为断….…”［1］傅斯年对西方文化崇拜，但不盲目，而是系统吸收，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扩充自己。所以，他在致俞平伯、顾颉刚等同学的信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这方面的愿望：“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2］对西方文化的渴求，是傅斯年出国留学的主要动机，他要扩充自己各科知识，同时具有用西方文化陶冶自己人格与思想的期望。
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与俞平伯辞别送行诸友，登上了驶往英国的轮船。第一次远离祖国，傅斯年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对国家的现状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从他登上轮船不久给《新潮》社同学的信中有所反映，他除了向诸位同学报告他离开北京到上海的一路观感外，着重谈了对上海的印象。他说：“在上海住的时候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3］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也是当时中国对外的窗口，却是这样一种情况。社会状况若此，难怪傅斯年要痛哭一场了。正是中国的这种社会状况，才激起了傅斯年那一代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志愿。他们的勤奋求学，提倡科学教育救国，改造国民性，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都是为改造中国现状而做的努力。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傅斯年与俞伯平于2月底到达了英国利物浦，次日乘车去伦敦。傅斯年办理了入伦敦大学的手续。刚到英国两个星期，俞平伯突然不辞而别，乘船回国了。傅斯年与俞平伯是同学好友，同是新潮社成员，而今俞平伯悄然离去，大出傅斯年意料。傅斯年听说后大为着急，他甚至怀疑俞平伯得了精神病。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和高度责任心，他急忙从伦敦抄近道赶往法国马赛拦截。见了面一问，才知原因很简单：俞平伯过不惯羁旅异国的生活，十分想家。这次赴英，是俞平伯第一次离家远行，生活不习惯，加上性格内向，遇事不爱和人商量，更增长了思乡之情。同时俞平伯刚结婚，夫妻二人是表兄妹，青梅竹马，感情甚笃，骤然分离，难免相思，何况在家生活一切由妻子照顾，一旦分离，自己难于料理，所以决心回国。傅斯年多方劝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81页。
［2］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胡适作品集》第24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8～179页。
［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10页。
［2］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75页。
［3］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79页。慰，俞平伯终不回心转意，执意要走，傅斯年没有办法，只得听之任之，怏怏而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