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外来文化输入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佛教的传入。佛学传入中国的时间与基督教诞生时间差不多，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初，正是我国汉朝时期。佛学在中国经过三百年并没有兴旺，当时宗教思想以道教为主，而儒家学说才是支撑人们精神的支柱。两晋时期，文化中心向南迁移，佛教才开始受到人们的欢迎。到隋唐时期，佛教达到鼎盛，禅宗则成为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至唐后期，禅宗几乎取代了其他宗派，禅学成为佛学的同义词，影响及于宋明理学。
第二次浪潮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基督教最早在唐朝传入中国，经过元明清，顽强地在中国输入了1000多年，但不断受到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阻击。近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运动也与基督教的传入有关，对其传播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次浪潮是现代西方思想的传入。这是由五四时期开始的，“打倒孔家店”，实际上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新文化运动改变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对当时青年人影响尤其深远。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反对封建主义。内容上提倡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反对旧文学，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形式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白话文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是致命的，它使参加运动的前后两代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从而断绝了新一代与传统的联系。这种浪潮延续至今，现在的心理学也是西方传入的学科。
禅由印度输入中国，再从中国输出至国外。禅在梵文中意思为静思、静虑。坐禅的历史比佛教历史更为久远。坐禅的由来源于欲求不满，心理的追求无法实现。印度属于热带国家，因而许多人喜欢静思冥想，解除酷热，强身健体。而禅发展到中国，不仅是一门强身健体的技术，更重要的是禅诗成为了一种思想文化。
释迦牟尼曾说过“人生在世，享受越多就越害怕”“人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去”等哲语，他认为生活越好，死时就越痛苦。而人在世界上究竟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呢？想到这种问题时，印度人就去静坐，借以消除内心的不满和欲求。
禅有何益处呢？回答是可以“暂抛烦恼”。释迦牟尼关心人类终极关怀的观念，希望悟透天地真理。在印度教中存在轮回说，提出人、神等不同的境界，提出了人如何修炼、解脱，如何能不受束缚，到什么样的境界可以看透一切等。
适应境界，顺其自然，是自我解脱之道，也是一种原始的自我解脱之道。佛教中提出“四谛八正道”，认为世上的一切现象都很痛苦，快乐是对痛苦的错误理解或痛苦的表现形式。痛苦的最大理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我是谁？我有什么样的地位”等。总之，人无法脱离自我的欲求，因而会产生痛苦。
真正成为东方文化支柱的禅，大致始于六世纪的中国。当时，中国一个有名的学者神光，由于他不满足已有的理论说教，特别是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出世理论，求教于嵩山少林寺中从印度来中国传播印度宗教文化的禅师—达摩。从心理咨询的角度讲，神光相当于“求询者”，达摩相当于“咨询师”。达摩乃印度高僧，在寺中面壁修炼九年。初始神光来咨询时，达摩并未理睬神光。神光感到深深的不安和苦恼，于是他再次拜访。一天夜里天降大雪，神光站在门前，雪盖住了膝盖，达摩深受感动，问其何以如此。神光眼含泪水，要求这位高僧为其解决精神中的苦恼、不安以及生命中的困扰。达摩说：“你要解决苦恼和困扰，追求智慧之路是非常艰难的，这是没有毅力和决心的人所达不到的。”神光听了拨出利刃，斩断左臂，置于达摩面前。这就是有名的“慧可断臂”（慧可即神光）的故事。神光的行为表示了他的决心，此时达摩才收其为学生，取名“慧可”。后来，达摩被人称为“始祖”，慧可被称为“二祖”。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来，人的矛盾冲突在于人的内部存在着欲求不满，意识和潜意识发生了冲突，本我和超我发生了矛盾。精神分析学从人的主体内心来分析，它认为，意识和潜意识、本我和超我和谐的时候，个体就处于适应状态，即达摩所说的安心的状态。禅认为，人在痛苦和不安时，主体的自我和客观环境在内心产生矛盾冲突，于是就导致了不适应。只有解决这一冲突之后才能达到适应，因为禅的目标就是解决主客体的不协调、分离或冲突。禅要人认识自我是什么，客观的世界是什么，即“调整自我”，使自我内心适应这个客观的世界。
禅与精神分析相同的地方在于指明了要解决人的心理危机，首先要深入到人的内省去。
慧能是达摩之后中国最伟大的禅师，他把禅和顿悟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天，一挂单的和尚向慧能求询：“如何能摆脱精神的痛苦，找到真理。”慧能一语中的地说：“来的是什么东西？”这句话使这个和尚费了八年的时间才得到答案：要解脱痛苦，先要把自己的主体拿来。又有一次，慧能问求询者：“父母未生你之前的面目是什么？”即：你向我要求摆脱自己的痛苦，在你的自我意识中，当自我还没有区分主客体之前，你是什么？你就是自然，自然就是和谐、适应。因此，顺应自然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