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工社群中的一个台湾人
我的另一部分研究资料来自对家务移工的田野观察与深度访问。我在1998年8月到1999年7月进行第一阶段的菲律宾移工社群田野。每个周日，我都起个大早，带着我的录音机、笔记本与相机，跳上公车，前往圣灵堂（假名）这个天主教堂以及附属的一个非营利组织。我在那里当了几个月的志工，开了一班中文课，也偶尔协助移工的申诉个案。我也经常受邀参加菲律宾移工的各种社交聚会，如旅游购物、到迪斯科舞厅跳舞、唱卡拉OK、公园野餐、生日派对、快餐餐厅闲聊等。第二阶段的田野（从2002年9月到2003年10月），我扩增研究规模来含括近年来人数增多的印度尼西亚移工。基于几个原因，我在接触印度尼西亚移工的过程比先前进入菲律宾社群来得困难许多。第一，印度尼西亚移工并未像菲律宾移工一样在教堂等固定地点形成社群。我和助理因此到台北火车站以打游击的方式寻找受访者，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移工星期天的主要聚会点之一。不像先前有修女的“加持”，我们要在印度尼西亚移工的社群中建立信任关系，必须完全靠自己。
其次，在第二阶段的印度尼西亚田野中，我发现我变成大学教授的新身分是个负担，而非优势。在先前菲律宾移工的田野中，我还是个靠奖学金过活的研究生，每个月的微薄津贴只比家务移工的薪资多个几千块。此外，我当时的年龄和大部分的菲律宾移工相仿（二十八、九岁），其中许多拥有大学学历，因此在教育与文化的经验上也没有太明显的鸿沟。例如，一位大学时修过社会学课程的菲律宾移工曾问我：“你现在做的叫做‘融入’（immersion），对不对？”她笑着跟我分享她的男同志教授在菲律宾做的同志社群田野研究。
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移工较年轻（大多二十出头），且平均教育程度较低（高中）。这两个元素都让她们相对于我这位三十多岁的大学教授之间的社会距离益形遥远（虽然我的性别、年龄与打扮并不符合她们心目中对“教授”的想象）。此外，在对地位阶级高度敏感的伊斯兰文化中长大，她们倾向视教授为“地位崇高者”，并以带有距离感的尊敬态度和我相处。我花了许多时间与心力，包括掩饰我的“教授”身分，改自称为“我在大学里工作”，方能淡化可见的地位鸿沟，逐步与印度尼西亚移工建立信任的关系。
在初识之际，移工们通常假设我是某人的雇主。当我对这个猜测摇头以对，她们便继续问道：“那你是中介？不是。记者？不是。那你来这里干嘛？”有些移工也猜想我可能和其他移工一起工作：“你在哪个工厂工作？”似乎，与她们会发生接触的台湾人，不是工厂同事，就是试图从她们身上取得服务、金钱或信息的人。
田野初期，我可以从一些细微讯息中嗅到移工对我这位台湾人的不信任。有次，我和她们去海霸王吃自助午餐，吃到饱的餐厅通常很受移工欢迎，因为她们可以放心大吃特吃（不像在雇主家中的三餐常受限制），也不用顾虑用中文点餐的困难与风险。在杯盘狼藉之后，一位菲律宾移工，茱莉亚，把几个苹果与杯子蛋糕塞进袋子。另一位菲律宾移工轻推茱莉亚的手肘，用眼神提醒她我在旁边。为了减轻朋友的不自在，也为了掩饰她在我面前的行为，茱莉亚以开玩笑的口吻回答：“不用担心，她知道我带这些回去是给我老板的小孩子吃的。”
随着时间的累积与田野的推进，移工对我的不信任逐渐转变为友谊及互赖。当她们要与出租车司机沟通或与街头小贩讨价还价时，我可以担任语言与文化上的翻译。她们则成为我的导游，引领我探访隐藏在城市角落的移工聚落。我的台湾人身分在田野中的作用，逐渐从原本的诅咒变成保佑。她们不时赞美我：“You are so easygoing, not like other Taiwanese. They are snobbish（你很随和，不像其它台湾人，他们都很势利眼）。”偶遇的菲律宾移工经常会对着我的朋友说：“You are so lucky. Your employer speaks good English!（妳好幸运，妳的雇主说一口好英文）。”她们听了则骄傲地回答：“She is not my employer! She is my kaibigan（马尼拉语）﹗（她不是我的雇主！她是我的朋友！）”
我不只是她们的一个朋友，更是一个台湾人朋友，而且可以跟她们坐在火车站地板上，一起领受路过台湾人的鄙视目光。基此，我这位台湾朋友的友谊经常被转变成一种公开展演。我是她们寄给印度尼西亚或菲律宾家人的照片中最受欢迎的模特儿（我在田野工作一年间所照的相片量，约莫是我十年来照片的总和）。有些菲律宾移工甚至把与我的合照寄给她们的美国笔友，并在照片后面写着：“这是我来自芝加哥的中文老师。”我们去唱卡拉OK的时候（不是钱柜的包厢，而是窄小阴暗的地下室），满屋子流泻着马尼拉语或英文的歌声，她们却坚持要我点一首中文歌来唱，因为：“我们想要让其它人知道我们有个台湾朋友！”
甚者，在她们眼中，我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台湾人朋友，还是一个镀上美国光环的台湾人。对多数菲律宾人而言，美国既是连结历史文化脐带的殖民母国，又是穷生难以登陆的梦想国度。就像我对她们在台湾的生活感兴趣一样，她们经常好奇地问我大大小小有关美国生活的细节，而且多数无法理解何以我不想办法在美国找工作嫁人，而想要回到台湾这个小岛。移工社群中甚至谣传我已经取得美国绿卡或公民身分。有些移工戏谑地对我说：“你在芝加哥需要女佣吗？”“你什么时候要帮我在美国找个老公？”
我在美国读书、可以说相对流利的英文，这样的背景不只提升了我在移工社群中受欢迎的程度，更让她们觉得我和“一般”台湾人有所不同，因此，她们感觉可以自在地在我面前批评与取笑台湾的雇主。许多时候，我和菲律宾移工在吃饭、聊天之际，她们开玩笑嘲弄雇主的破英文后，常转过头来，拍拍我的肩膀赞美说：“但你的英文很好喔，你听起来就像个美国人。”
除了被菲律宾移工视为“准美国人”或“类美国人”，在做田野的过程中，我也经常被误认为菲律宾人或印度尼西亚人。当我与移工朋友一起坐出租车时，她们会用几句有限的中文跟司机沟通目的地（比方说，“去拜拜”意即去中山北路教堂），我通常等到鸡同鸭讲的状况发生时，才会介入说中文打破僵局。当司机听见我说话后，通常会转过头来惊讶地问我：“你怎么会说中文？”在我解释自己是台湾人后，他们的表情更为惊讶困惑：“那你为什么和她们混在一起？”
把我误认成“她们”的不只是台湾运匠，东南亚移工也常把我误认为自己人。有几次在教堂附近或台湾火车站，我跟菲律宾朋友同肩并行，路过的其它菲律宾移工用马尼拉话不解地问我的移工同伴：“这个菲律宾人怎么一直在说英语？”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我和印度尼西亚移工结伴活动的时候，听到我开口说中文后，旁边不认识的印度尼西亚人，才惊讶地说：“我以为你是印度尼西亚人说。”
我被误认为菲律宾人与印度尼西亚人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当时留着短发、肤色比台湾女生略黑吗？根据我在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当地的田野经验，这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即便在我尚未开口说出恶补的几句当地话、暴露出我的滑稽口音之前，多数人早已从穿着和样貌上认出我是个外国人。或者，这是因为我的田野工作如此成功，我已经“蒙混”（passing）成为田野中的局内人？
虽然我真想相信自己是个有变身异禀的田野研究者，但我必须诚实地招认，真正的原因是，我和这些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移工的亲密共处与友谊互动，跨越了“我们”与“她们”之间无形的社会藩篱。在社会分类与地位区隔的地图里，她们是一群和我不同族群、阶级、国籍的人，我的移位与跨界，让不细察的人们（不论隶属于社会藩篱的这一端或那一头），把我理所当然地归类为移工社群中的一员。
田野过程中曾出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清楚显露出我与移民社群之间的社会区隔。这一幕当头棒喝地告诉我，不管我的田野多顺利、我的跨界多努力，在移工社群里，我毕竟仍是个局外人。
那一天，我在中台湾的某个小村落访问菲律宾移工Elvie，她与另一位菲籍移工一起照顾在三合院老房子里同住的阿公阿妈，老人已长大成家的孩子则住在不远处的水泥房子。我和Elvie约好等到她照顾阿公上床休息后，我再带着零食去聊天访问。入夜时分，我们光着脚丫坐在藤椅上，轻松地剥花生、聊天。Elvie谈起上个月有菲律宾朋友来家里看她，她的年轻老板很不高兴有外人来，频频交代不可再犯。一听到她这样说，我差点被喝到一半的水呛到，立刻收拢翘在藤桌上的二郎腿，速速把身体坐正，紧张地问她：“我的造访不会带给你麻烦吧？”。Elvie继续嗑着花生，一派轻松地说：“Don’t worry. You are one of them!（别担心。你是他们的一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