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线为何重要？
根据Michèle Lamont（1992: 9）的定义，界线指的是“我们用来分类物品、人群、实作，甚至时间与空间等的概念性划分”。社会界线的构成涵盖多重层次，包括认知、互动，以及制度层次。在心智层面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透过区辨各种事物来感知这个世界。18就制度层面而言，国家官僚使用的族群分类或专业组织设计的工作制度等社会分类，都具现了宰制与抵抗的象征政治。社会中的优势阶级常藉由排外（exclusion）来确保界线与巩固地位，其它群体寻求被纳入（inclusion）时，则透过使界线模糊、可穿透，或重新建构另类界线等方式。
更重要的，我们需要透过日常生活的各项实作来连结制度上的社会文化分类与我们脑子里的认知图像，也就是“画界工作”。19不管自觉或不自觉，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皆投入各式各样的画界工作，培养默会致知（tacit knowledge）或身体惯习（habitus, Bourdieu 1977），藉此形塑我们对于自身与他人的理解。画界这项社会实作不仅让文化得以再生产，更巩固了既有的社会关系与不平等。
为什么我认为画界工作的概念提供了分析全球家务分工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因为这个概念所强调的关系性思考，除了有助我们理解跨越不同族群与阶级的女人的主体经验，它也强调实作的能动性以及动态的认同形构（identification）。20本书将在三个主要层次上探讨全球家务分工以及国际迁移经验所涉及的画界工作。第一，家务劳动是一个重要的建构“妇职”（womanhood）的场域，其市场外包突显了性别界线与其它社会不平等的缔连。第二，国际迁移的经验，如何导致了地主国与母国社会里的阶级与族群界线的重画。最后，家成了全球不平等与社会差异的交会之处。在屋檐下的日常生活中，雇主与家务移工都在协商、营造空间界线，也藉此具体化了社会界线的存在。
在家务劳动的连续性中协商性别界线
要如何分析“性别”？传统的“性别角色”理论已被批评把性别当做静态的特质，有学者进而提出“性别界线”的概念来强调性别分派的可塑性与渗透性。21“男人”与“女人”其实是两个内部充满异质构成的群体，但在强化二元性别的异性恋体制中，被划分成截然不同的群体，突显男女之间、而非男女内部的差异。性别界线作为一种规范、意识形态的机制，便透过建构二分的性别差异，来强化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之间的对立。“养家”（breadwinning）是一条重要的性别界线，突显「正港的男子汉」的特点与责任，这样的“男职”（manhood）规范，让无法赚钱养家的男人自惭形秽，也让男性工作（理应得到用来养一家子人口的较高薪资）有别于女性工作（只是补贴家用、赚私房钱）。
家务劳动——含括各种维系家计、照顾家人与维持家庭再生产的劳务活动22——则是建构“妇职”的另一条性别界线。事实上，不论是雇用帮佣的女性雇主，或是受雇的家务移工本身，她们的现实生活都与支配性的“妇职”规范大相径庭；两群女性都因工作而偏离了传统的全职家管及母亲角色。虽然她们跨越了性别界线，但仍然受到性别规范的约束，在例行的家庭事务中持续协商着“好女人”的意义与母职的实作。
家务劳动被社会视为女人的“天职”（calling），也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不具技术且无需报酬的工作。无酬家务劳动的道德价值，即神圣的“爱的劳动”，被用来合理化它的经济贬值。类似的情感价值与金钱价值之间的互易消长，也常被用来合理化照顾工作的低报酬。人们认为商业化会玷污爱与关心的价值，甚至连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保母、看护等工作者的薪水低是合理的，因为她们可以获得情感补偿的无形报酬（England and Folbre 1999）。换言之，无酬家务劳动与有薪家务工作都被视为女性化的工作，也都因为内蕴道德价值而导致劳务的经济贬值。
既有文献往往将无酬的家务劳动与有薪的家务工视为分开研究的主题，忽略了两者间的缔连与镶嵌。比方说，夫妻间因家务分工不均而不时上演的性别战争，往往跟市场上是否有方便廉价的家务成品或服务，有连动的关系，而那些提供家务服务的劳工本身，也时常兼任母亲与妻子的无酬家务角色。许多文献习焉不察地接受“女佣”与“女主人”之间那条僵化的二分界线，导致我们对女性的多重位置与变动的生涯轨迹视而不见，而忽略了女佣与女主人的角色可能相互流通、重迭出现等实际状况。
基此，我强调无酬家务劳动与有薪家务工作不是互斥、独立的范畴，而是女性化的家务劳动跨越公、私领域所形成的结构连续体（structural continuities）。23在招募保母或女佣时，中介或雇主都时常要求应聘者提供在自己家中担任母职或家管的经验，以此确保她们能够胜任有薪的家务工作。相反地，一个曾做过有酬家务工作的女性，可能被她的伴侣认为因此具备了当妻子或母亲的资历与能力。个别女性在其生命历程中，可能从事各种不同形式的家务劳动，而它们都一致被建构为女人的工作。
本书将家务劳动的女性化视为结构连续体，企图对女性主义文献提出两点对话：第一，连续体的概念可以打破二元的思考框架，突显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所面对的相似的父权支配。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并不会因阶级与跨国分工的取代而消失。后面章节将会呈现，女主人与女佣其实都透过彼此的协助，寻求跳脱全职家庭主妇的角色的可能，尽管两者拥有的资源与位置大不同，仍皆受到父权规范与性别界线的桎梏。
第二，家务劳动连续性的概念也彰显了妇职的内容与意义如何与阶级、族群、国别等社会不平等相扣连而被差异化的建构。而这样的连续体也提供了女性施展能动性的媒介，使她们得以在女性化家务劳动提供的多重位置间移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具体而言，家务工作不仅被许多人视为女性生来的专长，特定种族、族群的女人更被认为“天性”上适合从事这份工作。历史学家Phyllis Palmer（1989）在探讨两次大战期间的美国社会的研究中便指出，白人主妇的女性特质的建构版本和其它的种族、阶级的女性特质截然不同。“白皮肤的女主人”被视为是纯洁贤慧、宜室宜家的好女人，而深色皮肤的女佣却被看作肮脏、性欲强的坏女人，适合从事低贱的家务。
然而，女佣与女主人之间的差别不是一条不证自明的界线。女雇主害怕被家中的另一个女人所取代，必须强化界线来捍卫两极化建构的女性特质。女雇主思量着如何在无损其「女主人」地位的状况下，将家务在社会容许范围内转移至市场代理人肩上（Kaplan 1987）。身为母亲的女雇主也在自身与保母间发展出一套母职劳动的阶层分工，以确保自己仍然维持精神性与道德性的母亲工作（Macdonald 1998; Uttal 1996）。本书将呈现，当台湾女雇主试图在自身与东南亚移工之间刻画一条明确的界线时，她们既在化解自己的焦虑与形构自我的女性特质，也同时参与了阶级、族群差异的想象建构。
对已婚的女性移工而言，跨越性别界线的主要风险在于她们成为跨国养家者（transnational breadwinner）的新身分。虽然女性移工和男性移工一样离开家人从事全职工作，不同的是，她们仍必须从远距离竭尽妻子与母亲的责任，以确认性别界线的适当存在。许多移民学者已经观察到“跨国母职”（transnational motherhood）的运作：移工父亲通常只要从远方定时寄钱回家照顾家计，就被认为完成了他们的家庭义务，但移工母亲却必须扩展母职的定义，让家人与其他人相信，出国工作、赚钱养家，是她们照顾小孩、竭尽母职的最好方法（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留在家乡的移工丈夫常因未尽养家责任而觉得有损他们的男子气概，女性移工则藉由用力扮演“超级母亲”（super mom）的角色来强化性别界线，例如透过密集的电话与简讯来安排孩子与家人的食衣住行，以此弥补她们在家庭生活的缺席（Parre?as 2005）。
总而言之，台湾女雇主与东南亚家务移工皆同时参与了所谓的“跟父权讨价还价”（Kandiyoti 1991）的过程，这个概念描述女性面对多重形式的父权压迫时，如何运用各种日常策略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安全、改善自己的生活机会。本书后续章节将援引此概念来探讨这两群女性如何运用特定的策略来协商在地的父权关系及性别界线。中产阶级台湾女性藉由雇用女佣来减轻家务劳动的性别化重担，而东南亚女人却选择变成女佣，来换取出国工作的机会，以逃避母国与家庭的性别束缚。“女佣”与“女主人”两造的经验虽然相异，但也有惊人的相似，她们的命运与处境都受到家务劳动的女性化的高度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