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告白
后现代学者近年来已经对民族志诠释的权威提出尖锐的挑战，打破研究者客观中立的迷思，强调研究与写作必定是从特定的文化与社会情境出发（Clifford and Marcus 1986）。基于这样的立场，研究者必须对于研究方法与过程进行反思：我的社会位置与出身背景无可避免地形构了我进行观察与理解的认识论视角（我看见了什么？我如何进行理解？），同时也形塑了我与报导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他们如何看待、定位我，以及如何响应我提出来的问题？）。
身为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台湾女性，在进行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移工的民族志研究过程中，我跨越了多重的国族与社会界线，同时进行的与台湾雇主的访谈，则让我进一步反思自己的阶级、性别、族群等位置。我的研究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轶事，在在彰显出研究过程与结果都镶嵌在、也揭露出研究者与报导人所处的社会脉络与权力关系。以下分享的田野经验呼应了本书主旨：跨国交会中的画界工作与认同形构。我是一个跨界的研究者，这样的主体位置得以容我深刻观察、体会、理解这个主题。
回家研究外籍女佣
在美国当了几年研究生后，我在1998年7月回到台湾开始进行本研究的田野工作。我用滚雪球的抽样方式寻找进行深入访谈的雇主。找到受访者并不难，因为几乎我人际网络中的每个人，包括我家人，都认识一些雇用外佣的人。我的姐姐与她开旅行社的丈夫，经常一星期工作六天，每天花十小时在办公室与来回的路上。他们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位菲律宾女佣，请她每周末到家里来打扫，所以他们可以不用牺牲星期天早上宝贵的睡眠时间来维持家中的整洁。甚至我母亲，一位六十多岁的全职家庭主妇，亲戚也怂恿她去雇个外佣：“你该享福啦！反正现在请个外籍女佣很便宜。”
许多雇主（多半是男性）刚听到我的研究主题时，会迟疑几秒后评论道：“嗯，很有趣，你为什么决定做这个题目？”这样的反应暗示了在他们眼中，相较于生产、发展等引人注意的阳刚议题，家务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女人家的事”。我之后试着在描述中把研究主题“升级”为探讨“外劳政策”或“照顾孩童及老人的制度安排”，有些受访者才觉得这样的访谈具有一定的公共价值，而不是浪费时间闲扯。
在我的研究中，只有四对来自于同一家庭的雇主与外劳同时受访。我特意避免这样的情形，实基于伦理与实际的考量。有些雇主会主动“提供”她们的女佣让我采访。但当我看到这些移工不自在地坐在角落里等着受访，我意识到在她们的眼中，我这个陌生人实等同于雇主权力的延伸，我只能拒绝雇主的好意。有几次，我提醒雇主要先征求移工对于受访的同意。这些雇主走到厨房（当我和雇主在客厅谈话时，厨房往往是女佣待的地方）回来后，往往一脸惊讶地对我说：“哇！你讲对了！她真的不想被采访耶。”
我尽量避免上述的情况发生，因为我不希望接受采访成为一件雇主的工作指派，换言之是一项让家务移工无法拒绝的工作。我也不想处于一个尴尬的夹心饼位置，因为如果移工视我为“雇主的朋友”，我与她之间的信任关系便难以建立。例如，我采访的第一位菲籍女佣Rosemary是她的雇主芳萍17引介给我的。但她们两位后来都试着向我打探对方的事情：Rosemary急着从我这知道她雇主明年是否继续聘她，而芳萍则跟我打听Rosemary在合约结束后的去向。
我和Rosemary因采访结识后，我参加了几次她与朋友在星期天的聚会。Rosemary高兴地拿了几张我们在星期天聚会拍的照片给老板看。不擅英文的芳萍随即打电话给我来问个究竟：“嗯，Rosemary刚让我看几张照片。我很好奇耶……你和她们在一起做什么？”我从她惊讶的语气里可以读出她没有明说的讯息：“你这个留美博士干嘛跟这群菲佣混在一起？”
基于我的台湾中产阶级家庭出身，我很容易透过管道与受访雇主搭上线，而大部分的雇主也假设我的想法与行为和他们差不多，因此与我侃侃而谈。虽然这样的假设与现实多有出入，彼此在社会位置上的亲近性的确有助于搜集资料。然而，当我听到这些“同胞”雇主说出带有种族歧视或阶级偏见的话时，我心里倍感困扰。有时候，当我坐在那听着受访雇主讲话，却无法有技巧、有礼貌地反驳其观点时，更深恐自己成为压迫体制的共犯。身为一位女性主义者，我也无法全然赞同一些（男性）批评者，毫不迟疑地批评女雇主纯粹就是自私自利或特权份子。
在一定程度上，如此的主体位置形塑了我如何提出社会学的发问。与其不加思索地责难女雇主的阶级与族群优势，我更想从结构环境与性别关系的脉络来分析她们的行为、态度与想法，试图以社会学式的同理心，来对人的经验有比较立体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