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即胡适）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
【1926年9月26日致许广平】
此校用钱并不少，也很不得法，而有许多悭吝举动，却令人难耐。即如今天我搬房时，就又有一件。房中有两个电灯，我当然只用一个的，而有电机匠来必要取去其一个玻璃泡，止之不可。其实对于一个教员，薪水已经花了这许多了，多点一个电灯或少点一个，又何必如此计较呢？取下之后，我就即刻发见〔现〕了一件危险事，就是他只是宝贝似地〔的〕将电灯泡拿走，并不关闭电门。如果凑巧，我就也许竟会触电。将他叫回来，他才关上了，真是麻木万分。
至于我今天所搬的房子，却比先前的静多了，房子颇大，是在楼上。前回的明信片上，不是有照相么？中间一共五座，其一是图书馆，我就住在那楼上，间壁是孙伏园与张颐（今天才到，也是北大教员），那一面本是钉书作场，现在还没有人。我的房有两个窗门，可以看见山。今天晚上，心就安静得多了，第一是离开了那些无聊人，也不必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了，这就很舒服。今天晚饭是在一个小铺里买了面包和罐头牛肉吃的，明天大概仍要叫厨子包做。又自雇了一个当差的，每月连饭钱十二圆，懂得两三句普通话。但恐怕很有点懒。如果再没有什么麻烦事，我想开手编《中国文学史略》（即《汉文学史纲要》）了。来听我的讲义的学生，一共有二十三人（内女生二人），这不但是国文系全部，而且还含有英文、教育系的。
【1926年11月1日致许广平】
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时，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大概于中国怕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一定也可以说出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于目前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如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还有一封信具体地说到当时鲁迅在厦门大学的伙食多么糟糕——
现在我们的饭是可笑极了，外面仍无好的包饭处，所以还是从本校厨房买饭，每人每月三圆半，伏园做菜，辅以罐头。而厨房屡次宣言：不买菜，他要连饭也不卖了。那么，我们为买饭计，必须月出十圆，一并买他不能吃之菜。现在还敷衍着，伏园走后，我想索性一并买菜，以免麻烦，好在他们也只能讹去我十余圆。听差则欠我二十圆，其中二圆，是他兄弟急病时借去的，我以为他可怜，说这二圆不要他还了，算是欠我十八圆；他便第二日又来借二圆，仍是二十圆。伏园订洋装书，每本要他一圆。厦门人对于“外江佬”，似乎颇欺侮。
